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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翔

我之所以想亲近佛学是源于无常的幻灭和对生死的追问。负笈至今，星霜已换于十秋，岐路俄经于万里，求学于大江南北，也从事过数个不同专业的研究，然而惭愧得很，对于人生疑惑的解答却远没有水到渠成，疑网顿断，反而是无常的流变，使自己不断丧失了本真的力量。过去自昏达旦，常忙于学业，也算是熏习过伟大的作品，学习过 英美文学，新闻传播，文学，艺术史和东方学，同时对历史，心理学等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这些学科对于生活所给出的答案都无法根除我的大疑情，在内心挣扎动摇的时刻都无能为力。丰子恺说弘一法师所皈依的佛学(宗教)乃是“艺术之上的第三层楼”(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想来也有这个道理。我们都在迷中求生存，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无处解惑，感受不到时代的正义和关爱，往往在一念之间竟不知应该做恶，还是应该扬善。所有这些，都使我渐渐趋向佛学，力求找到解脱无明的法门。

7年之前，我因为偶然的机缘在南京大学听闻赖永海教授的佛学讲座，后来也浏览过铃木大拙博士和南怀瑾先生的系列禅学著作，所以一直觉得禅门五家七宗所开示的本来面目必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98年在丝绸之路上，北中国的山川风月无不彰显了往日佛教的辉煌与觉照。 在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苦读的时候，佛学部分也是我时常光顾留连之地。后来远赴西藏，又拜读了张澄基先生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更领略了藏传佛教大成就者的风范。而真正接触到佛学研究的浩瀚之海则是在耶鲁大学。虽然无缘亲炙Stanley Weinstein教授， 但是Sterling 图书馆的佛学宝库还是让人眼界大开。特别是李元松居士有关现代禅的论著和张澄基教授的遗世之作《佛学今诠》对于我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时耶鲁的严谨学风也让我初尝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味道。我曾经就学于两位访问耶鲁的佛学教授(Prof. Morten Schlutter and Prof. Paul Groner, 他们分别从事中日佛教的研究)，算是在佛学研究上作了入门的准备。佛学的范围纵横辽阔，史学和哲学研究法并举，兼以许多后现代的新方法(如Prof. Bernard Faure 所著的The red thread : Buddhist approaches to sexuality screen.width/2)this.width=screen.width/2" vspace=2 border=0>，我又素来喜好兼收并蓄，很难说有太多固定的兴趣，也许因为对荣格的无意识心理学以及微精神分析学曾略下功夫，对阿赖耶识等涉及生命本源的问题很有兴趣，在各种宗教，神秘主义和深度心理学中我都感觉到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描述着同一种存在。就学术成就来讲，我观察到日本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在大小显密，词典编纂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楠顺次郎，宇井伯寿，镰田茂雄，柳田圣山等），而西方学者在涉及多语种的文献学研究中则当仁不让( Th.Stcherbatsky, Paul Demieville, Edward Conze, Lambert Schmithausen 等)。而严谨的佛学包括完整的宗教学的学术体制似乎还没有在中文学术圈中建立起来（在北大的宗教系也是勉强纳于哲学系的麾下）。我虽三尺微命，一介寒生，但是也愿意仿效自由独立之士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使真理得以发扬(陈寅恪《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既然自己的兴趣已经转到以佛学为中心的宗教学研究，也希望有机会能为中国在宗教研究上建立严谨的学术制度而尽一点尽绵薄之力。

另一方面，我虽酷爱自由读书，然而对机械而职业化的学术却抱有疑心。我认为现在的学术训练越加背离了知识分子“为人类的困境开辟道路”的人文理想，成为一种和更为远大的景象几乎无关的纯粹的职业训练(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 Edward W. Said.)。佛学的研究固然要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和文献学的功底，但是恐怕不应背弃出离苦海，了生脱死的佛陀本意。我也希望个人的努力方向能够避免这种弊端，将感性的人文精神和渡尽众生的救世理念融会于理性的学术之中。

我虽有出尘之志，也许终于难像洞山良价禅师一样发下“舍今世之身命，顿明般若”的誓愿(洞山良价《辞北堂书》)，但却乐意以一己之力与诸位大德学友们共襄盛举，以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理想为己任。希望支持佛学研究的基金会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追随善士，一心为学，为以后的佛学研究和教学打下基础。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五日星期六

王翔

于耶鲁大学

昨天的100本书的帖子，有很多反响，很有意思，我本来就不想列出什么学术书单，虽然我现在和未来七年要进行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非常专业的训练。既然谈到了学术，我虽然百感交集，也因为时间的限制，只能简述一下：

我偶然曾经读过4个不同的学位，在东西方的很多大学游学，所以读的驳杂了一点，我虽酷爱自由读书，然而对机械而职业化的学术却抱有疑心。我认为现在的学术训练越加背离了知识分子“为人类的困境开辟道路”的人文理想，成为一种和更为远大的景象几乎无关的纯粹的职业训练。读过的书也代表着道路的追寻，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职业为目标。我在陈述自己的选择的一篇文中写道：

“过去自昏达旦，常忙于学业，也算是熏习过伟大的作品，学习过新闻传播，文学，艺术史和东方学，同时对历史，心理学等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但是这些学科对于生活所给出的答案都无法根除我的大疑情，在内心挣扎动摇的时刻都无能为力。丰子恺说弘一法师所皈依的佛学(宗教)乃是“艺术之上的第三层楼”(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想来也有这个道理。我们都在迷中求生存，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无处解惑，感受不到时代的正义和关爱，往往在一念之间竟不知应该做恶，还是应该扬善。所有这些，都使我渐渐趋向佛学，力求找到解脱无明的法门。”

另外，30岁之前，在国内似乎可以完成了博士的训练，在国际一流大学的文史哲专业，恐怕不过是有资格进行训练的开始，前些日子，拥有北大的硕士和耶鲁神学硕士的L.T.的来信，我回的一封倒是值得记录：

Li,我觉得你的背景很好啊，其实这正是慢慢地成为一流的宗教学者的绝佳背景。日语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学术语言，俄语对于中亚考古与佛教的研究十分有用，拉丁文为你的古典学和基督教文化打下很好的基础，让你拥有广阔的宗教和欧洲文化的眼界，我都想以后再学，梵文在耶鲁就可以学习，百年来梵文的传统从哈佛传到耶鲁，这一谱系的一位大师stanley Insler就在语言学系http://www.yale.edu/linguist/faculty/insler.htm , 应该说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藏文我记得你可以通过语言中心的independent tutor计划从外面请老师来学习。不过一旦加上这么多任务，恐怕你的工作量就太惊人了。Weinstein 教授提到的应该是Prof. Charles Prebish http://www.personal.psu.edu/faculty/c/s/csp1/ , 他出身于北美的佛学重镇Wisconsin-Madison. 他确实是比较有名的专家了。我渐渐地明白了，我们这一领域是真正的高手云集的地方，各种背景和有准备的人物都想要加入进来，所以不可松懈了。既然要学好，就要摆脱俗务，集腋成裘。因为这不光是学术的兴趣
，更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凡是和文化思想精神有关的才是我的世界和家园。更进一步地说，作为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虽然在文艺的精神资粮中浸润多年，但是我现在所追寻的是人文主义所不能解答的生死和永恒的问题。如果这种神性的光辉没有被唤醒，没有人能够展开发现之旅。而踏上令人振奋的精神之旅的人，必须不再受到太多事情的牵绊而奋勇向行，和自己内心的的神性合二为一。学术的训练固然艰苦，但我认为对读书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谈得上快乐了。另外，27-34岁之间开始历史，比较文学，宗教学训练的还真不少，例子从现在的教授到博士生，举不胜举，他们的背景却是非常的强，比如斯坦福宗教学系 ，博士候选人个个都背景不凡，有3个都是哈佛的硕士，还有普林斯顿，伯克利，斯坦福，耶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毕业的人士。今天另一个要去的新生，据我所知，32岁，有两个硕士学位，英文好到可以在港大教书，也有日本的经验。各位如果不相信我所说，可以去看杜维明文集第四卷，宗教学：从神学到人文学——哈佛大学的宗教研究”。你就会明白，在一流的学校，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教授，都是35岁之后，才拿到博士学位。在各种论战中常常有文章发表的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薛涌（他的博士读到第9年了还没有毕业），算是我的师兄，他最近在和甘阳讨论中举出这样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确实是屡见不鲜：

几年前，我有另一位朋友，是学古典出身的英国人，剑桥的本科，在耶鲁研习古希腊，希腊文、拉丁文俱佳，不仅在校内开课，并拿到学校最难拿的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个荣誉奖学金。此君最后一年，突然变了主意，要修中国古典。从汉语拼音学起。为了尽快提高中文水平，和笔者搞交换，他教我英文，我教他中文。一两年间，每每看他随身带着中国古典诗抄，穷思苦想。一日突然对我大谈读论语的体会，提及论语和萨满等原始宗教之关系，当时听得我几乎叫起来。你要找中国的古今的评注，找不到他这样的见识。此君后来去了哈佛。我对一位在耶鲁读比较文学的中国学生说：这样的人才是你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古典的后辈问我到哪里研究中国好，我会毫无犹豫地说，到美国来，和上述这两位中文并不太好的人作同学。因为跟他们作同学，才找得到"伟大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感觉，才不辜负祖宗的文化遗产。

所以“观千剑和后识器，北大文科的读书气氛，环境，人才要强于国内的任何一所高校，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量比起世界一流的大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投入的精神也有待提高，这也是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很多人的共识。所以读书未必就是一条线读到底，世界之大，个人的读书际遇都不相同，例子也是举不胜举，他们的专业训练虽然晚一点，成为大家的却不在少数了。

没时间写了，借此罢笔。希望对读书刚起步的人会有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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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
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序 言

 

I

 

    本書是爲那些對西方美術史的曆史有興趣的讀者編纂的，是爲那些想了解西方美術史的探索方法、一般理論和學術演變的讀者提供一個參考的框架。但首先要說明的是，我不是西方美術史的專家。我至多是一個業余愛好者，我喜愛西方的古典雕塑和大教堂傑作，喜愛文藝複興時代的繪畫和手抄本及印刷本中的精美插圖，喜愛倫勃朗，也喜愛凡高的藝術，喜愛它們就像喜愛西方的古典音樂一樣。我常常爲人類能創造出這樣的非凡奇迹而感到震驚，因此我想把自己從藝術中得到的驚奇感和愉悅感傳達出來，同時，作爲一名教師，我也想把西方美術史研究的視野和境界展示給年輕的一代。

 

    當然，我也不否認我還有一個更大的抱負，在我看來，一切美術史家都是旅行家，旅行使人胸襟開闊，識見廣博，他不僅能在自己的熟悉領域，臨視舊鄉，指點江山，而且還可以進入鄰界去吸收清寂的空氣，憑高極目，獲得喜悅。因此就像人類的旅行沒有疆界一樣，學術的整體性也不應被人爲的界限隔斷；就此而言，我認爲，不了解中國美術史，西方美術史的研究就會有所欠缺，同樣，不了解西方美術史，中國美術史也很難進入美妙的境界。無論如何，不管是哪種美術史，它們都在曆史中顯示出一個共同的價值，那就是使我們獲得了高度文化修養的那種古典文明的價值。因此眺望西方美術史，盡管是迢遙的遠望，也無疑有助于我們在中國美術史的範圍內開拓出更廣闊的領域，達到某種更精湛的程度。

 

    這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我的工作的主導思想，但實際做起來卻很不理想。它遠遠地超出了我的能力所及。它所要求的基本學術條件，例如，對外語的精通，對文獻的把握，對西方文明的理解，都是我不具備的，而且，這項工作幾乎是筚路藍縷，在我以前，除了滕固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翻譯過一篇介紹德語國家美術史研究狀況的短文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先例可循。因此，盡管我只是想遙看異國的景象，視線也是模糊的，它可能會落入冥渺的天際。幸好我有個信念，我覺得，對知識不是求全就是虛無的態度，不僅不現實，而且也不合乎情理；況且，也是更重要的，我還可以學習。也許，業余愛好者的一個優勢，就是他對他的工作充滿了樂趣。

 

    但是，學習又談何容易，當一個人處在孤往獨行之中就尤其如此，有時候學習不過是排遣寂寞而已。然而，幸運的是，在幾年後我卻意外地獲得了奇遇，結識了楊思梁和徐一維這兩位不可多得的摯友。從此，我的工作面貌便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時他們都是杭州大學的英文教師，而且都具有語言的天賦。楊思梁不僅能說多種外語和方言，而且有過目成誦的本領。我翻譯的波普爾悼詞，就是他聽貢布裏希讀了一遍便默記在心然後背下來寫給我的。徐一維則多才多藝，似乎什麽事情到他手裏都能化難爲易，他不僅英語出衆，而且還學習過意大利語和拉丁語。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很快就體現出了強烈的獻身精神，不知疲倦的下苦功夫和驚人的通力合作的胸懷。尤其重要的，他們都體現了拉丁語所謂的Sola nobilitas virtus，他們的高貴的氣質使我們排除了知識分子之間的最壞的毛病，即all the jealousies which spoil friendship那種惡習。康德曾經說過：‘通過藝術和科學，我們獲得高度的文化素養，我們在種種方式的禮貌和體面方面已有高度文明。但從道德上衡量，我們仍有很多不足，因爲道德觀念屬于教養範疇。’（《普通的曆史觀念》）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一段話。我總是想，我們不只是生活在物質世界，我們也生活在道德世界，盡管這一世界常常被勢利世界、被陰暗世界所包圍，然而能從這種道德世界一瞥慰人情懷的光輝，哪怕是小小的一束微光，我們也會感覺出人生的價值和美麗。而我們的合作，卻使我同時享受了藝術和道德的雙方惠賜，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恩。

 

    說起感恩，我自然想起Grace，它既指上天賦予的恩惠，也指上天賦予的資質。我承認我比較相信天才，但我卻願意做一個半天才論半環境論者。我自己生性愚鈍，那是無可奈何的。但平生的際遇也是命途多舛，抄家、流浪、充邊的生活都經曆過。我沒有受過嚴格的正規教育，中學只讀過兩年，大學只讀過一年，而且根本就沒去上課，實際上就像我常說的，我是一個受教育殘缺不全的人。有時我會感到，自己就像在寒夜中飄泊的一顆流星，無人導航，孤獨偊行，也不知最終會隕落在何方。尤其遺憾的是，當我1990年終于獲得了一個真正受教育的機會——被牛津大學錄取攻讀博士時，又發現了癌症。在我欣幸命運驟然轉機的關頭，卻墜入了深淵。

 

    當我在病床上，與另一個世界的威力進行較量的時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曹楝亭的詩句‘稱心歲月荒唐過，垂老文章憂患成’所凝結的沈重感慨；感念逝去的年華，我愈加珍惜楊思梁和徐一維在介紹西方美術史學方面所付出的寶石般的時光。他們默默無聞地幫助我工作的景象，每每憶及，便情不能自已。他們不但經常不署名地翻譯那些高深的論著，而且實際上還像秘書一樣，爲我書寫了大量的英文信件。也許是天生對文體的敏感，由于我對英文缺乏訓練、沒有辨析文體的能力，所以從來不敢去用英文寫作，我給貢布裏希寫的唯一一封正規的信，是請曹意強先生于1991年秋赴牛津讀博士時轉交的；那封信除了向貢布裏希介紹曹意強之外，主要討論的就是貢布裏希的寫作風格。

 

    我永遠也忘不了，在我最艱難的日子裏，在我從死亡線上向外苦苦掙紮時，楊思梁和徐一維對我的幫助，當時，楊思梁已赴美國，他自己也正處在困難之中，但他還是想盡辦法幫助我獲得一些收入。徐一維則經常在我們新分配的陋室中修修補補，爲我們解決了大量瑣碎而惱人的家務。我深知，他們犧牲了他們最重要的研究，憑他們的智慧和基礎，他們都是才智超群的奇才。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美術史的形狀》，它的雛形就是徐一維在赴美之前和我擬定的，他爲此翻譯、抄寫了30萬左右的文字。楊思梁在海外時常給我寄書，使我在蟄居養病的5年中還能與美術史保持著微弱的聯系。10年之後，當我能夠重拾舊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把這樣一部書題獻給他們二位。

 

II

 

    現在，我已大大地擴充了我們原來的計劃，想以十卷本的形式出版這部《美術史的形狀》[The Shapes of Art History]。此書的英文題目意在暗示：我所謂的形狀，是複數的形狀，是多種多樣的形狀；它表明，我不是一個一元論者；它也表明我沒有陷入那種爲美術史找出本質的泥潭，即我不會費神地去追問‘美術史是什麽’之類的亞裏士多德本質論式的問題。當我談論形狀時，我想到的不是研究學科，而是研究問題，只要你研究問題，它們隨時都可能沖破任何題材或學科的界限。關于這一點，我應該感謝波普爾的哲學。

 

    十卷本的內容大致如下：第一卷，從瓦薩裏到20世紀20年代美術史文選；第二卷，從20世紀30年代到當代美術史文選；第三卷，美術史書目文獻；第四卷，美術史的基本術語和概念；第五卷，美術史中的圖像學研究；第六卷，美術史中的風格理論；第七卷，美術史與觀念史；第八卷，美術史與科學史；第九卷，美術史與修辭學；第十卷，美術史的曆史。

 

    這十卷本中沒有給美術史中的鑒定學單列一書，無疑是一個遺憾，因爲這正是我最感興趣的一個方面。可惜我手邊的文獻不足，多年來，我一直孤陋寡聞，幾乎處在美術史的邊緣。因此我希望這十卷中的莫雷利和奧夫納的兩篇文章以及‘鑒定學’的專論能彌補這一缺憾。我也希望有其他的人來補苴罅漏，張皇幽眇，編出更翔實的卷帙。

 

    不言而喻，這十卷本不足以代表西方美術史的整體面貌，它們只是我所窺見的一麟半爪而已。然而我力求它們能夠反映出西方美術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畢竟這一學科爲人文科學頻頻贏得了光榮，或者說它有個光榮的學術曆史。盡管如此，我還是感覺到現代人文科學正在逐漸衰落，有時不免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擔憂，我不只越來越夢想著回到19世紀的庫格勒[Franz Kugler] (1800-1858)以來的研究時代，甚至也經常在心中勾劃出一幅董其昌、項元汴等人苕水書船、訪古搜奇的圖景。我想象，在那些時代，藝術的理解、鑒賞和研究還深深地植根于文明的整體之中，它們通過各種文脈吸收養料，決沒有被狹隘的專業化所孤立、所隔絕。因此，我理想中的美術史與越來越制度化、經濟化和時尚化的學術工業式的美術史截然相反，我認爲，它應是專業的學術[Wissenschaft]和普及的教化[Bildung]的結合，博物館的活動和大學的教學的結合，鑒賞家[Kunstkenner]的實踐和美術史家[Kunsthistoriker]的探索的結合；它不僅體現知識的整體性，而且也體現人性的整體性。這就是我所想象的美術史的形狀，這也許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夢想。我想，偉大的潘諾夫斯基也是這樣夢想的，否則他在他的名篇‘作爲人文科學的美術史’中就不會以康德關于人性的感人肺腑的談話開頭。我深知，很多人不想把藝術視爲天下公器，他們覺得那是懂藝術者的專有之物，他們抱著專家的優越態度，高視傲兀，目空一切，正如歌德所說，當他們局限于自己的專業領域時便會表現出固執，而當超出自己的專業領域時，又會顯得無知。因此，我從不想去參加那些關于美術史到底算不算人文科學的辯論。

 

     我始終強調，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而是一個願意終身學習的人。就此而言，我心裏想到的是17世紀的曆史學家帕普布洛奇[Daniel Papebroche]。他是一位精通中世紀曆史的學者，但他在不熟悉材料的情況下，卻貿然在《古文書真僞辨異序》[Propylaeum Antiquarium circa veri ac falsi discrimen in vetustis membranis]中否定了本笃會[Benedictine Order]的聖德尼修道院[St. Denis]中那些極其重要的特許狀的真實性。這激起了馬比榮[Dom Jean Mabillon]（1632-1707）的爭辯。但後者不是感情用事，譏諷其文，把一些字眼使用過火，而是智慧地列出曆史批評的一般原則，運用前者欠缺的古文字學和古文書學等輔助學科在純學術的水平上進行討論，並最終産生出創建了古文字學和古文書學的經典著作《古文書學六書》[De re diplomatica libri VI]（1681）。

 

    馬比榮的書代表了把對學問的徹底忠誠和審慎的精確性與獨立的曆史批評精神和無比的熟練技巧結合起來的典範。帕普布洛奇讀後致信馬比榮說道：

 

    我可以坦率地向你公開承認，我以這個題目寫的那篇文章得到的安慰沒有別的，只是爲你那篇如此傑出的論文提供了撰寫的機會。的確，在初讀你這部書時，我看到自己被徹底駁倒，毫無答辯余地，也感到一些痛苦；但你這篇極其難得的文章的效用和妙美很快就征服了我的弱點。而且，在看到如此清晰地闡明的真理之後，我欣喜萬分，于是就把我的同伴邀來共享我內心充滿的欣慰。因此，一有機會，我便毫不猶豫地公開聲明，我已完全放棄了我自己的主張，完全接受了你的思想了。我向你懇求友誼。我並不是有學問的人，而是很想學習的人。

 

    與那些自視甚高的專家不同，這是自尊和謙卑的流露，是一種簡單事實的表述：承認自己所知甚少，而未知又何其之多。因此，他輕視那種在見解上以權威自居的自命不凡，而代之以平等交換意見和樂意向他人學習的態度，樂于傾聽別人批評的態度，盡管承認錯誤往往是艱難的，甚至是痛苦的，但這種態度不僅幫助他增長知識，而且幫助他認識到他的精神正在成長，從而顯示出道德和理智的責任感。這就是我向往的襟懷。

 

III

 

    上個世紀80年代，我曾在一篇關于骨法的文章中討論過美術史的寫作方式。多年來，我一直對于這個論題抱有極大的興趣。記得萊辛[G. E. Lessing]曾經抱怨過：‘我們這些聰明的作家很少是學者，而我們這些學者也很少是聰明的作家，前一類人不願意讀書，不願意追本溯源，不願意收集資料，總之，不願工作；而後一類人除了幹這一類事之外，其他事情什麽都不幹。前一類人的作品中缺少素材，後一類則缺少把資料寫成好文章的本領。’我認爲這些話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現代的學術文章越來越缺乏光彩，越來越變成文件；不是時文，就是谀文；時而晦澀，時而幹癟；這就是一些學者懷舊的原因——他們懷念在二戰之後日益斷裂的19世紀以來的寫作傳統。

 

    關于這一傳統，我想到兩位人物。第一位是法國的米舍萊[J. Michelet]（1798-1874），這位偉大的曆史學家從小就像盧梭那樣，把文學看作生活裏的精美的奢侈品，是靈魂深處的花朵，因此他把文學的筆調融入曆史。他像畫家一樣利用歌謠、古幣、像章、圖畫、建築和彩色玻璃進行寫作，在他豐富的想象之中，那些遺物都能重現往昔，他甚至常常把自己當成筆下的那些主角，滔滔不絕地敘述，以致忘乎所以，正像湯普森[James Thompson]所描述的：

 

    當他撰寫恐怖統治時，由于緊張而病倒，不得不停止工作。他不但使過去複活，而且他自己也從中再經曆一番。他說；‘基佐[F. Guizot]稱曆史爲分析，蒂埃裏[A. Thierry]稱之爲敘事；我管它叫複活。’有一次他曾說：‘別人更有學問，更明智；至于我，更多的是愛。’正是他的這種愛，對自己的論題的這種同情，使他贏得了巨大成功。不妨補充一句：他的不朽也是由此而來。

 

    此處米舍萊所說的別人，就是我想到的第二位人物英國曆史學家克賴頓[M. Creighton]（1843-1901）。與米舍萊相反，他沈著而冷靜地工作，在他的《教廷史》[History of the Papacy]中公開宣稱他的目的是‘把資料收集起來，以便對16世紀歐洲出現的變化作出判斷；而人們只是大而化之地把這個變化叫作宗教改革’。當人們批評他忽視了曆史學家的責任時，他回答道：曆史的真正價值和秘訣恰恰就是它的超然態度和純潔的公正。另一位曆史學家霍奇金[Thomas Hodgkin]（1831-1913）曾經向他學習過，並這樣記述他：

 

    他提醒我注意各種事情，但最重要的是他教給我撰寫曆史應當遵循的方法，從而提高了我的水平。我覺得米舍萊曾使我有點眼花缭亂，因而認爲主要之點是把曆史寫得像圖畫一般，必要時再加上自己的一點想象。但克賴頓卻對我說，‘我總是喜歡使我寫的東西和資料扣得緊緊的’。從那以後，他這句話就一直是我的座右銘。

 

    與米舍萊的‘熱抽象’——借用抽象藝術的術語——不同，這些‘冷抽象’的寫作方式同樣獲得了廣泛的承認，它們的魅力也許在于：敘事真摯、誠懇，筆力簡潔、剛健；理性的力量有時勝過華詞麗句，同樣能打動人的心弦。

 

    這是兩種極端的寫作方式，一種近乎古老的ekphrasis[藝格敷詞]，一種近乎現代的interpretation[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反映了兩種不同的曆史觀念。正如維吉爾在描繪愛情時聲音甜蜜和諧、在敘述戰爭時詩句迅猛激越一樣，手段是用來表現的，或表現感情或表現觀念，但它又不是無所憑借，而是有賴于程式、有賴于文體。曆史學家所選擇的文體其實就是他們表現觀念的框架，沒有這種框架，他的觀念就無所附麗。不過，我們也不難認識到，在所謂冷與熱文體的兩極，當中充滿了遊刃的空間，在這部選集中，我也力圖給出各種程式的樣板。但有一點應該提醒讀者，若想體會作者的文體，必須去讀原作。譯文的作用，充其量不過如歌德所說：如果我們極口稱贊一位半遮半掩的美人，贊賞她的姿色，那不過是想引起讀者對原著的不可抑止的思慕而已。

本書是集體勞動的成果，傅新生和李本正先生翻譯了正文，孫瑜、李宏、萬木春、賈春仙參與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我則根據前人著作補寫每篇前的評傳，材料取自各書，連綴成文，述而不作；然而慘淡經營，差似有一得之見，或鈎玄提要，偶有別裁新解之處，亦徑直寫入；限于篇幅，不作注釋。謹將幾種重要參考書列舉如下：W. Eugene Kleinbauer, 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 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Century Writings on the Visual Art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New York, 1971; Michael Podro, 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2; Gert Schiff, German Essays on Art History,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88; Udo Kultermann, The History of Art History, Abaris Books, Inc., 1993; Eric Fernie, Art History and its Methods: A Critical Anthology, Phaidon Press, London, 1995; Jane Turner, The Dictionary of Art, Grove’s Dictionaries Inc., New York, 1996.

 

    許江教授、尹定邦教授對我的工作給予了長期的支持；曹意強教授、邵宏教授給了我多方面的幫助，他們也都將有美術史學史的專著問世，屆時請參閱；黃專教授在病中仍十分關心本書的出版，令我十分感動；Uta Lauer博士、王勝先生、梁穎先生、洪再新教授、嚴善錞教授、沈揆一教授、沈語冰教授在資料上時常予以惠賜；王霖先生則爲本書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許多精細的工作；凡此種種，難以縷述，友朋高誼，謹志篇末，並致謝意！

 

範景中 2002年7月7日

 

12月

28日：在这里许久都忘记了周末和日期，虽然元旦将近了，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在为申请而工作，下午的时候，一片宁静，日头下去了，窗外是翠绿的山林和越过小山飞过来的海鸥。如果出去，能闻到空气的香味，这种味觉能使我回忆起以前曾经待过的学校。就坐在这里看书，看高田好胤的“心”，做文化的研究。而我知道，数公里之外就是喧嚣的街市了，忙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做文化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奢侈的事情啊。

27日：很久没有更新了，因为一直忙于申请，其实直到今天也没有做完呢。另外梵文的翻译作业也是昨天才刚刚完成。做的是龙树“中论”的第二十四章的几段。梵文真的是极其复杂的语言呢，幸亏我未来的方向不是印度学。我觉得能够抽出时间提高日文，法文，德文就不错了，况且还有更为重要的英文和古代汉语需要提高呢。圣诞的时候，香港的街上十分的热闹，我的圣诞节则常常在努力中度过，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做事情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26日：最近的书常常都借满了，每天同时又借6张CD或者是别的影像资料，港大在这一点上有非常丰富的收藏啊，我借了几本闲书，有据说是俄罗斯的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写的《解读俄罗斯》以及北大的“校友”叶渭渠写的随笔《雪国的诱惑》，一本是关于很少关注的 大国俄罗斯，另一本是我喜爱的日本文化。算是轻松读物了。

25日：开始读大藏经了，从头开始，从长阿含经开始，每天争取半个小时，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学习佛学的，当然还是要读大批的原典了，同时也是学习古代印度和中国文化的好机会。

17日：虽然陈子龙的这首诗我很喜欢，但是也只是在一些信里面提到而已，还是写出来，这样自己也常常可以回味：

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共寻芳草啼痕。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销魂。重提起，泪盈翠袖，未说两三分。纷纷从去后，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非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

15日：突然发现，音乐图书馆里无以伦比的音像资源，而且还可以自己进去挑选，真的是像做梦一样啊设备齐全的学校还是好啊。

14日：想到2006年老爸就60岁了，岁月不饶人，让人黯然神伤，这些年来在外求学，也常常不能回家，而且学业没有完成，依然要在海外多年，唯一能做的是奋力去一个最顶尖的大学，让父母也感到欣慰。博士或者说学术的道路本来就是相当艰苦的，记得当年看罗索夫斯基的“大学(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他有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找到了英文的原本，将这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话摘录如下(p.?)：

Who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seek a Ph.D.? Talent to complete a particular curriculum is an obvious necessity, and only rarely a problem. Students should be quite knowledgeable about field requirements and their own abilities by the time they get bachelor's degrees.(这段话下学期把它补全吧)

13日：上大牛校的文科博士(比如宗教学，佛学，艺术史，比较文学)其实没有什么窍门，除去身外的因素，就是不间断地勤奋工作和对学业的彻底的热情。因为这种挑战往往就意味着成为申请者中的第一人，成为第二就意味着扫地出门，所以没有退路。我感觉这就象黑市格斗中的超人特训，要调动所有的时间，智慧，资源和力量聚焦于一点，在这样的竞争中实力第一，没有二话。今天研究生堂的楼下据说是圣诞party, 我听见走廊间有人轻唱jingle bell, 但是我就坐在屋子里继续ps的写作。最近快要完成斯坦福的部分，我已经提前开始借一批书籍，准备下一轮哈佛东亚文明系的ps写作了。然后最浩大的工程关于MTS项目的文件写作将在圣诞前夜 展开。

12日：天气渐渐的昏沉，窗外的树木也看不清了，今天又是周末，学校里人头寥落。我依然在为申请而工作，这次是真正的用心了。港大的学业不算紧张，所以终于可行腾出时间来将好好做申请，将每一个细节做好。很多时候，周末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3年前的许多周末，身边不一定有女友，而且因为不知道一生的目标何在，会感到空虚迷茫。从耶鲁开始，尽管还是一个人，但是比较清楚自己的道路，加之工作量很大，也就无所谓周末了，常常秉烛夜读，不知东方之既白。另外，在文科上要做出成就，特别是在世界级的层次之上，一定要非常的努力才可以。就是这样的努力和积累也要加之以运气，健康和家庭，才能够有继续学习的可能。文科的学术研究本来就漫长，到了西方更是成为全面的严格的长期训练，我自己的感觉如果经过这种世界一流大学的训练，眼光，知识范围，语言能力和国内的训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11日：今日图书馆上架新书，借了陈建民先生的曲肱斋全集的第一册，以及获得普利策奖的Embracing Defeat.晚上是一场精神的盛宴，首先是中亚佛教的讲座，接着是白先勇先生的公开讲座“小红低唱我吹箫，并且还有宋词的弹唱，我市第一次耳闻宋词的唱法，里面也很有学问。姜夔的词我 一向都喜欢，谁都知道“扬州慢”是不朽的杰作。今天仔细一看，发现他的杰作真的是层出不穷，令人赞叹：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摧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这些活动，也是在大学里才有的精神享受。在这温暖的讲堂之外，世俗社会里的人们也正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以各自的方式消遣，正所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这些活动，我都拍了照片，以资留念。

10日：学术其实没有什么诀窍，十载苦学，方能别有照人光彩吧。如果在西方的学术圈里混，就必须痛下功夫，特别是英文的表达的学术的写作，我曾一度想要逃避，可是现在非常明了，这是绕不开的圈子，必须踏踏实实下功夫。现在学习40分钟休息一下，读读别的书调剂一下，有时候看看诗词，手边也常常放了几本，另外，英美文学也要开始看了，要重新拿起来。其实是很美的事情啊，莎士比亚，雪莱，但丁，海明威等等。 这几日我都是看一个小时的材料，修改一个小时的文章。一张一弛，很不错，累的时候看看宋词和一些杂书。

9日：这几日的文化活动相当的多，11日白先勇先生来港大讲座，题目叫“小红低唱我吹箫”，其中还有宋词的弹唱表演，颇值得一去。17日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会讲“生活中的禅”，他远道而来，我也去听吧。今天去图书馆，本来要借几张CD,后来却借了4张美国诗人的朗诵自己的诗歌的专辑，很久没有听诗人朗诵英文的诗歌了，所以借过来听听吧。到了一楼，在新书架上发现了万有文库的一本新书“精选名儒草堂诗馀”收录了宋季移民苍凉激越的诗句，很值得一读，我就借了回来，这就是文化生活吧。 花月流连醉客，江山憔悴醒人。关于今天的收获，我拍了一张照片。

8日：这几日都在准备资料并修改PS,虽然没有几页，却很费时间和周折，对布局谋篇，词语还是和风格，都要费上脑筋。

7日：一日都在准备PS的写作，翻看的书目包括：

6日：对于昨天写的文章，我有一个回应，是关于语言训练的，正好摘录如下：

就让我来谈谈语言，如果学习以中国佛学为方向的宗教学，在这一领域，以世界级的学术为标准，对于国人来说最基本的语言训练是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哈佛宗教系博士生杂这一方向的入学要求），日文是因为这是重要的佛学学术语言，法文德文是因为它们是哲学和宗教的极其重要的语言，如果要深入了解教义，需要的是巴利文，梵文，西藏文，研究小体系的佛教传统就要加上蒙古文，满文，甚至是久已失传的中亚古代语言。但是作为宗教系的博士生，不能局限于一种传统，更需要了解神学和其他的宗教体系，所以圣经语言比如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以及其他宗教的语言比如阿拉伯文，伊朗文，波斯文，印地语等也会涉及到，其实不外乎这一学科，世界级的学术意味着世界级的眼光，我在耶鲁认识的学习历史，比较文学，或者中东研究的多位博士候选人都有5种左右的语言水准，我的老师们也普遍具有5种以上的语言水准。学术方面就不用提了。做学术的，没有语言工具根本就无法在全球的范围内把自己领域内的资料收集齐全，陈寅恪先生也说过，文科的训练一开始就是语言的训练，国内的学术在我看来在这一点上是远远不够的。学术是个更大的话题，呵呵，这里不是专业论坛，我就不发挥了。

5日：凌晨要睡觉的时候，看到新浪网上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无书可读--白领喜欢文化垃圾。很有感慨，所以在留言板中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没有时间细说，仓促写就如下：

我同意这篇文章的看法，我学习人文很多年了，在北大，耶鲁大学，香港大学都学习过，我在东西方如此多的伟大的图书馆里认真地读过书，我依然知道面对文化的海洋我自己是个无知的人，有许多的漏洞需要弥补。有许多书要读，有这么多的文化和思想让我心驰神往，所以白领如果轻而易举地说，通过读畅销的作品就可以声称自己很有文化了，我会觉得非常地吃惊。现在“小资”也很流行，可惜我常常怀疑，只读通俗的作品，跟风阅读，这种小资是快餐文化之下没有底气的炫耀。我的朋友常常有通晓以4种语言以上的人，在多个不同的领域，在无数比北大还要优秀的学校拿过学位。我自己也学到了第6种语言，但是他们却很明白自己的无知，依然在努力地学习着。以我多年的经验，人类90%以上的知识，从来就不会出现在畅销的作品之中。学术的书籍，虽然艰深，但却为人类保存和增进了知识，许多细致和严谨的问题，需要学术的书籍来解答。而个人的知识领域如果经过长期的锤炼和积累，就能够看懂许多自己原来不感兴趣的书籍，就能够了解它们的宝贵的价值。我以前也学习过传播学，知道大众往往并不知道，甚至很难发现自己的兴趣，有的时候在生活和世界观上也就是随波逐流罢了。读通俗的作品并没有什么错，不过如果已此就藐视自己从来就一无所知的广阔而深邃的文化世界，那么未免也太座井观天。如果认为读了这些快餐作品就成了很有文化品位的人，那我只能说这才是真正的夜郎自大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很有感触的，我想写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就怕没时间。

4日：今天拿到了港大的成绩单嗯，借了4本书，开始制作网站，为sample加入图片等等，干得热火朝天。

3日：12月也是关键的月份，最近要举行中港台佛学学者的研讨会，所谓国内“重量级”的人物都会出场，我也要去帮忙，在饶宗颐先生的图文馆举行。 今天偶然又看到了西南联大的校歌，觉得依然是历史的最佳的见证，而且就算是现在，中国的发展依然不能说是步入了正轨，民族的真正复兴还有待时日。这首词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罗膺中（罗庸）用《满江红》词牌所填写的歌词，由联大教师张清常谱曲。全词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2日：去了志莲净苑，非常宏伟的仿唐代的寺院建筑，我在黄昏的时候离开，在高墙之上，看到建筑内点亮的一片灯火，古意盎然，我在想长安城内的建筑是不是这样呢。98年去吐鲁番的高昌故城，也看到荒凉的废弃的佛寺的遗迹，想起曾经辉煌的丝绸之路，语言和文化四方云集的高昌王国。志莲净苑的佛学图书馆也相当不错，去的时候居然几乎满坐了，里面有寺院建筑的模型，墙上贴着各种字画，其中，高挂一题字颇有气概，曰：“ 不读五千卷者，无得入此室”， 我看着差点笑了出来，真是性情中人啊，这一典故来自北史列传第十二, 原文是：“儦字岐叔。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者，无得入此室”，哈哈，真是有性格，我在想，自己是不是有资格进入他的书斋呢，10年来，读书早破了千卷，翻过的书也应该以几十万计了，过眼的也许有百万了，读破五千卷，恐怕我不敢肯定。有意思。 在志莲净苑和王邦维先生闲聊，畅谈东方学的风流人物。

11月

29日：天色渐渐昏沉了，心经Prajnaparamita -hrdaya-sutra的翻译也快结束了。下一个月就在寝室里工作了，如果进入 哈佛神学院学习，真是一次重温西方文化的好机会。关于西方的文史哲，我已经放下了好些年，正好捡起来。

28日：这是我给王邦维教授的一封信，放在这里存底，王老师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这个学期我也忝列门墙，成了王先生的弟子。

王老师，

那篇文章只是一个粗浅的草稿，因为听说你要出发，所以临时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给您打印出来的。而且我个人才疏学浅，在学识上有很多的漏洞需要补充，而且又是用英文来写，无法很好地表达，所以我才要继续求学和磨练，慢慢地提高。这篇文章不过是投石问路，寻找学习的机会而已。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有很多资料上没有时间去检索和阅读，所以会留待以后慢慢地提高。其时自己还远没有满意，在我看来，起码还需要半年，才能交出比较像样的稿子。学习佛学或者艺术史都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耶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看得很清楚了。其实非常希望国内的资料研究等等能够有长足的进步， 谁不愿意在自己的祖国学习呢，有朝一日也希望北大的学生不必纷纷出国，可以没有顾虑地在自己国家的大学里求学。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

26日：这两天去听了Hartman教授的讲座，觉得要学的东西可太多了。只能是慢慢来了。 不过今天的讲座很精彩，讲的是关于中亚和印度的佛教文本，有许多精彩的照片和地图。不过对于一些艺术史的问题，Hartman教授不是很熟练，毕竟艺术史需要漫长的训练啊，让我慢慢来吧，一步一个脚印。学习到了这个阶段，不光是心愿的问题了，而是健康，机遇，后勤保障等等加在一起的问题了。 在张承志的新书上发现了刺杀恩铭的革命家徐锡麟的一首诗，摘录如下：

瞥眼顿心惊，分明故物存。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在昔醒尘梦，如今听品评。偶然一扪拭，隐作不平鸣 。

我最喜欢的是第三第四句，感情深挚，性情之笔。

25日：图书馆里新书已经上架了，看得我眼花缭乱，流连忘返，似乎又回到了自由读书的时代。其实在图书馆二楼，常常经过英国文学的几排书架，可是我只能匆匆浏览一眼，看到几个往日非常熟悉的名字。我想神学院的学习机会其实就是重新捡起西方文化的绝好机会啊。对于中世纪的世界，圣经解释学，伊斯兰世界，当然还有佛学的课程都可以选啊。希望我有这个机会啊。

23日：最近台湾的局势比较紧张一定，在报纸上已经闻到了一点气味。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了，不过面对这个问题也无法退让，许多人强调了政治和历史的理由。我觉得文化上的理由也应该谈一谈。 比如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有65万件中国最好的文物，还有无数的善本书，那都是中国文化的重器，如果台湾人连中国人都不愿意做，那顺理成章就只好夺回来了。

21日：刚才查宗教学者kitagawa的书，港大11本，耶鲁32本，哈佛32本，国会图书馆25本，西北大学28本，北大6本，南大3本，这结果准确的反映了各个学校至少在西文上的收藏差距。晚上听着圣歌，一边做着申请的工作，感觉还不错，学校里虽然学习压力大，但是还是自由啊。

20日：我觉得我应该先拿下宗教学的博士，因为宗教学比艺术史要难许多， 与此同时我可以在7年之内掌握了德语，法语，日语，西藏文，甚至是阿拉伯文和韩文，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世界啊，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想学的东西真的是很多。在学习中教学的同时，看看艺术史的画册作为调剂，至少可以在很多年内完成艺术史研究的素材(图像)的阅读。我觉得自己已经学习日本艺术史，因为中国真的没有什么这方面的专家。

19日：学校里的新书有上级图书馆上了接近千册的各种文字的好书，看得我如痴如醉，真的是很精彩啊。看来今天又要忙的不可开交了，在图书馆要忙到10点钟了。我自己先拿了五本来过过瘾：《做一年》《 中国的世界遗产》《北大文学记》《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往传统》 《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

16日：从现在开始，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在宗教学和艺术史这两个领域都拿到博士学位，如果健康允许，时机成熟，我的学习将在无比辽阔的领域展开，这个梦想其实已经为我的一生定位，就算可以实现，也要占去12年的光阴， 将最好的年华都投于其中，进入至少10种语言背后的广袤的文明世界，涉足全球各大宗教和数种古典的人文传统。我觉得冯象先生就是很好的榜样，他的生平，从云南插队，到哈佛和耶鲁的博士，真正是一个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典范。

15日：多年前在张承志的书中读到过许多美妙而又纯朴的西北民谣，后来一直没有再去寻找，而曾经想过做些研究，也因为无暇而作罢了。今天图书馆也没什么人，就趁着休息的间隙跑到六楼去看看，我最喜欢的一首暂时没有找到，但是却发现了两首很熟悉的民歌，就把它抄录出来，以后也可以常读。一首是蒙古的民歌，另一首是西北的“花儿”，可以看得出，虽然简单而没有修饰，但是纯朴而又大胆，情感真挚奔放，就如明清时期汉族民间的歌谣：

名叫特克斯的地方, 是多么平的地方啊。你生在那里的家乡，是多么好的家乡啊。在雪山上边耸起的，是多么远的顶峰啊。在人的心里藏着的，是多么美的希望啊。

——《卫拉特蒙古民歌》

  唉哟哟——，西宁城我去过，有一个当当的磨。唉哟哟——，尕妹妹怀里我睡过，有一股扰人的火。

——宁夏的“花儿”？
 
13日：晚上是王邦维先生的“印度佛教史”，所以下午3个小时就用来学习印度学。中午吃完饭，就跑到6楼去转转，结果看到一批很好的藏学书籍。下个学期开始学习藏学，真的是很兴奋。在这个领域也有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和伟大作品。我开始真正的学术训练两年之后，现在才算是爱上了学术，能够体会它的美了:) 我自己的体会，有一种感觉让我心驰神往，这种感觉贯穿于我对学术的向往和过去的学习世界之中，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无限广阔的美感，这是牺牲和强烈的宗教般的颤栗，这些美感在相当精彩的作品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激励着理想青年前行。

12日：在图书馆里常常会有新发现，比如中间去喝杯水就偶遇了斯坦因的名作“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 A. Stein),这部巨书国内不易见到，图书馆里就算是有也很难借出来。再比如昨天也是一次休息就偶然看到了勒柯克的“高昌”( Chotscho :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 / Albert von le Coq)，也是一部经典啊，虽然翻成了中文，但是印刷的质量不敢恭维，和原作一比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港大的图书馆我要承认还是有其长处的啊。 现在的晚上，天气转凉了，图书馆里也人烟稀少。我有时候一个人去中亚部分翻翻书，看到许多杰出人士的作品, 在这繁华的香港，寂寞的图书馆里，宛如回到了东方学初现曙光，各种人物踏入中亚和中国西部的探险时代。

11日：今天偶然看到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所说的一段话“要深入了解问题，不孤独不行，吃玩乐只是凑热闹的活动，对自己没什么好。要研究一个问题便要回到孤独，让书本围绕你，清静地想，从孤独中发掘光芒”，现在读这段话，算是有了感觉。今年不知为何才有了真正的做学问的感觉，要知道有些障碍没法绕过去，只能想办法克服，在学问上就是下死功夫吧。学术的传统，语言都要慢慢去学了。这几天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乘着间隙的时间跑到文学的书架旁边转了转，好像回到了由诗人，文学家，批评家组成的英国文学时代，令人怀念。

10日：在佛学和艺术史这两个领域，我真的是很想都拿下博士学位，但是天知道这样付出怎样的代价和时间，就算经过漫长的时间得到了第一个博士学位，又怎么能一直做学生而读第二个学位呢，不过这真的是太具有诱惑和挑战性了。能够让我深入这些无边的领域。其实在一流的大学里，虽然看起来天天读书，但是比起在几百人的单位里工作，研究性的工作和附带的在学院里的特权，让我们面对着一个汪洋一般的世界。

8日：这两天一直在图书馆做研究，这两个月大概都是这样吧。今天是周末，其实这三年来，除了假期，周末对我来说几乎不存在，不过做我这样的工作完全不同于工作时候的加班，我们是主动地去做，这种长时期的训练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修炼，也想是职业初段的选手在日夜磨练梦想成为九段棋手。我下去买罐柠檬茶，看到一拨人在庆祝什么，我就像个旁观者，不过对我来说， 最后的目标始终是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一流院校，所以我在这里似乎只是一个短暂的过客罢了。为了迎接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我唯有刻苦磨砺，提高水准。

6日：今天看新闻，发现旅行者一号已经飞行了135亿公里，达到了太阳系的边缘，正在准备向星际空间挺进，我兴奋的跑到NASA和Nature的网站看了相关的文章。记的10几年前，我看过一套名为“世界之最”的书籍，里面就提到了旅行者1号和2号，没想到过了这些年，有一次听到了它们的消息。

5日：目前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来说，日语和法语是同等重要的语言，需要悉心去学习，但是时间不够只能拉长战线，慢慢来。目前除了佛学，我已经开始涉及印度学和藏学，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逐渐地进入日本学，宗教学，中亚学，考古学，基督教学，道教，伊斯兰学等领域，不过这真的是漫长的战斗啊。

3日：今日是在图书馆开始闭关的第一天，感觉很不错，每过45分钟就休息，听音乐喝水什么的。在图书馆上10月

31日：我埋首工作了一天，不过也听了不少曲子，最欣赏的是“十二国记”原声大碟中最有名的那首“风骏”，这名字光听起来就颇有诗意，这种流畅的具有古典风格的曲子让自己的感性神经保持兴奋。其实在学习中我会常常看些动画片，魔幻小说什么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让经由文学培养起来的感性的细胞迟钝了。今天晚上出门一看，才发觉已经是万圣节了，我有时候也会叹一口气，似乎自己已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我们在这离世间遥远的地方所体味到的乐趣和美感又有谁人知呢，我们在历史中的旅行同样也为我们在千山万水间的真实旅行做好了准备。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了，下个月将是严格的写作的时间，我的计划是：星期二，三，五，六的早上9点到晚上7点全部在图书馆的小房间里写作，中间下午两点去吃饭，星期一，四，日因为有课，安排为中午11点半吃饭，下午在图书馆study room, 直到5点30去吃晚饭，星期天一天都是学习梵文的时间。

28日，只要去图书馆总要在第一层看看新书，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非常的自由了，就像是回到了随意读书的本科时代，时间如流水一般，眼界也没有限制。当时可以关注文史哲所有感兴趣的领域的新书，当然因为图书馆的限制，文本的 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如今天。

26日：有的时候，理性的书看久了，也想舒舒服服读些幻想小说，换换胃口，我尝试了一下，我得承认，有一些网上的小说还真的是很精彩的。比如名作“天魔神谭”，这部书真的充满了梦幻色彩，非常好看，一开始几章中，最让我感动的情节是御莱斯达克将军为了让的四个儿子和老父亲逃出原曙城，抱着玉碎的决心做绝死一战，独自抵挡40多个身手不凡的敌人，在伤痕累累的情况下，依然击杀了20余个劲敌，这时心脏粉碎，生机已绝的御莱凭着最后一口气，使用太古魔导法，准备与最后的三个敌人同归于尽，这一击在一瞬间如同烈日一般照亮了黑夜，这一刻也因此而成为原曙城“黑夜烈日”的传说，但终于因为能量过大，使他的身体化为黄金一般的尘埃慢慢地消逝在夜风里，那最后幸存的三个敌人也因为他神一般的英勇气概而在他随风消逝的地方行了三跪九叩之礼。而这之后的两年，御莱舍身战死的地点成为一个人和动物都无法接近的禁区，聚集了浓厚的土元素，只到两年之后，他的儿子亚芠在悲愤中回到这一地点，才重新找到了父亲在最后一刻留下的记忆和不灭的精魂。所以尽管这是一部通俗的作品，我得承认，这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情节让人回味。

25日： 其实现在很忙，但是宋美龄去世了，似乎应该说什么吧。我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没有专业级的知识，但是在十年的读书生涯中，对于中国的最近150年，我看到的是一个激荡宏伟的画面。宋美龄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传奇的历史。宋美龄的死让我们对于人生的争斗和执着有了更清晰的醒查，在我的心里更滋长了看遍世事之后的一丝虚无。我在古都南京，新都北京都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在天安门的晴空下，在总统府的长廊中常常能够回忆起波澜壮阔的现代史。在这样秋高气爽的日子了，这些历史的沉思也和我的个人史，个人的学习史联系在一起了，如今我一个人在异乡求学，在离开南京6年之后依然在学术的道路上跋涉，有一种“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感觉，但是回想起在河海稚嫩的求学时代，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无畏的纯真年代。然而这一切尽管美丽，不也如同梦一样吗。

20日：在港大呆了一段时间了，我暗自能够感到，港大是以西方为模式的很优秀的学校，有很完善和条件和财力，但是这毕竟是地域性的大学，它的背景和腹地太有限，这使得它无法拥有一种大气。无论是北大还是耶鲁，都有其自己不可言喻的大气，北大尽管在很多硬件和财力上不如港大，但是它毕竟是以广阔的中国为腹地，它集中了全中国的最优秀的学生，它代表了一个大国的学术雄心和历史缩影，所以就长远的眼光来看，我总是觉得北大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它一定会超过任何地域性的大学而成为中国真正的学术王座。

12日： 学习固然是漫长而又严格的训练，但是这同样是一种充实和趣味盎然的生活，是一种发展内在的挑战。就像习武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培养成一流高手，职业棋手不断磨练力图跻身九段的行列。同样，在真正的一流的大学，博士的训练固然漫长，但是它的严的确让人受益良多，它的全方位的从语言到知识面到眼界的训练使得候选人慢慢地展现了一种博学多才的美，他不断地深入到一片海洋中去，如同舞者沉浸在自然流动的形体的动作之中。

10日：有的时候觉得印度的古代文学充满了神性，而且诗意盎然，有着一种宁静的美，比如北大的毕业生会得到一张校友卡，关于这张校友卡的介绍就引用了迦梨陀 娑（Kalidasa）的Abhijnansakuntala“沙恭达罗”中的诗句。同样今天在纪念季羡林先生的文集中也看到迦梨陀娑的诗句:

8日：好像很久的时间没有过快意恩仇的生活了，有的时候会非常地怀念。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我还能回忆起少年时清澈的理想，想起来似乎是不久的过去但是已经完全不再的本科时代的回忆。

7日：普林斯顿确实是有着极其好的条件，能够为学生提供5年的全奖，就这一点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啊。东亚系的陆扬先生问我问什么选择去香港大学，我在信里面用中文回答如下：

我转向佛学其实也只有1年零9个月，所以在耶鲁的时候也错过了weinstein教授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课程，之后耶鲁就没有了固定的佛学教职，后来只是来了两个短期的访问教授。所以去年申请的时候，我只递交了几所学校，觉得准备得并不充分，也没有比较成熟的sample, 尽管我也申请了普林斯顿的宗教系，但没有成功。录取我的学校，比如伊利诺大学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在美国，同时有财力和师资支持学习中国佛教的学校本来就寥若晨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耶鲁的学习压力颇大，非常疲劳，所以我更愿意用1-3年的时间作充分的准备，喘一口气，慢慢地积累，而且尽管我读书不曾懈怠，以泡一流的图书馆为乐趣，以自由的大学为终生的归宿，但是我也要考虑个人的生活，在美国攻读佛学博士，年深日久，语言和学养的训练漫长，食品难以下咽，如果没有F2的支持真的是难以为继。所以到香港大学作为中转站，可是说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量的结果。而且在这里也有一些耶鲁所没有的佛学书籍，从参学的角度来讲也可以博采众长。

4日：今天尝试翻译梵文的几个短句，据我的观察是选自古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Mahabharata)，梵语如此的复杂，学起来真的是很难啊，不过学任何的语言都不容易，明天下午梵文课，所以干脆一天都用来学习语言了。

3日：在图书馆里看各种画册，在伯孜克里卡的图片中似乎找到了迦楼罗（Garuda）的形象, 在敦煌壁画中好像也有，看来要花时间去浏览所有石窟全集了，从四川到中亚地区的巴米扬，不过也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后来看了最新的两期中国国家地理，四川的图片真是美极了，关于甘肃长成的一张照片勾起了我对于当年路过的河西走廊的美好回忆，照片里的地方我亲自经过，而且那天晴空万里，我打前站，在辽阔无垠的戈壁大地上飞驰，身心似乎都得到了解放，真的非常怀念，等我有时间的时候，重新回忆并写出当年的所有的经历，题目就叫做 “大西北的苍茫时刻”。

2日：借了一本哈佛的照片集(Harvard: A Living Portrait)，看了前言，是从11000多张照片中选出了100多张，确实是非常的精彩。我复印了几张贴在书桌前的小板子上，其中印象深刻的一张，是一位教授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展读藏文典籍的场景，他坐在两排书架之间，架子上是一排排一层层用黄布包起来的藏文佛经，就像我在西藏看到的那样。本书的编者是哈佛音乐系毕业的，他在前言的最后写了一段和精彩的对哈佛的总结，我看了很感动，特意摘录如下：

Harvard has given great men and great ideas and great citizens and great teachers to the nation; she has seen us through nearly a dozen wars. She has given us six presidents of our country; she has stood like a rock in our midst. She has weathered criticism just and unjust, and abuse which is never just; she has 1ooked at her own faults, which have been not a few, and has strived to correct them. She is far from perfect, but she knows that perfection is nothing more than the perpetual will to seek it. If she was ever the rich man’s college, she is just as much the poor man's college today; for her sole requirement of the entering student is that he or she have character, ambition, ability, and the capacity to learn to think for himself----for her self. She is not prejudiced with respect to race or creed or color. She is able and eager to help those who enter her gates. She is anxious to be one thing above all: a better Harvard tomorrow than she was yesterday. To that end, she is permanently for change but always with an eye to the unchanging values of the human spirit. Lastly and most important, she has faithfully stood for the freedom of the mind and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and never more so than in the strange abrasive period which has followed World War II. As one alumnus once wrote to my office: This gift is "for the institution that represents one of th great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democracy ."

David McCord

9月

30日：其实国庆快要到了，我却茫然无所知，我似乎远离了人群，在书山中跋涉，在各种学科中穿插，在进行着严格的近乎残酷的以世界前10名大学为基准的学术训练。我不能说这是毫无疑义的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一定会失去一些曾经珍藏的事物。比如说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读诗了，拜伦，莎士比亚，雪莱，朗费罗，豪斯曼，所有这些名字都能唤起我对第一个学位的记忆。所以有的时候，就算是从读一些名作，依然能给我带来感动。比如说顾城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单凭这首作品，他就是一个杰出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令人不胜浩叹的是，这些美好的纸上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总是那么的脆弱，让我们看着过去而叹息，让我们面对无常而流泪：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只永远不会
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想画下早晨
画下露水
所能看见的微笑
画下所有最年轻的
没有痛苦的爱情
她没有见过阴云
她的眼睛是晴空的颜色
她永远看着我
永远,看着
绝不会忽然掉过头去
我想画下遥远的风景
画下清晰的地平线和水波
画下许许多多快乐的小河
画下丘陵
长满淡淡的绒毛
我让它们挨得很近
让它们相爱
让每一个默许
每一阵静静的春天悸动
都成为一朵小花的生日

27日：今日原定吃完午饭就回来，去图书馆借了几张光盘：法文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Hachette，日本百科全encyclopedia of japan。但是后来看到了一本书：风中绯樱 : 雾社事件真相及花冈初子的故事（邓相扬），让我极为震惊，就在那里看了一个半小时。这是发生在70多年前台湾的真实事件。当时雾社地区的六个部族抱着必死的决心发动对抗日本的起义，在雾色学校首先杀死了134名日本人，其中有两个一直接受日本教育的族人花岗一郎和花岗二郎因为陷入了对部族的忠诚和日本人的培育和极度矛盾之中，而率领家人在花岗山（后来命名）集体自杀，其中花岗一郎在杀死妻儿之后，切腹自尽，这一事件震惊了台湾全岛和日本本土。然而整个的运动其惊人之处还在于其整体的义无反顾的壮烈，生与死的动荡和不安。

26日：西装革履去参加研究生堂的五年聚会，鸡尾酒会之后是high table dinner，美国好像就随意多了。吃完之后很多人去兰桂坊泡吧，我没有时间，也不太想去。申请和学习的工作十分紧张。晚间收到Robert Sharf 教授的来信，言及密歇根大学去年的申请，是在30多人之中选拔一人而已，而这三十余人显而易见都非泛泛之辈。所以在美国的学习机会其实竞争无比的激烈。如果不是最好的，如果不是第一名，则基本上没有录取和拿到奖学金的机会。

23日：天天图书馆都有通知，我通过interlibrary loan借的书一本一本地倒了，好像在耶鲁大学就没有用过，大概是因为耶鲁的书无比的丰富，基本上够用了。昨夜里看了金耀基的“剑桥语丝”，最后的几章提到了哈佛大学，读完之后更是令人向往。这些古典的学校，几个世纪以来，在金色的拱门下，走出无数的学者和传奇人物，他们的风姿令人怀念。我愈加地热爱大学，觉得只有在大学里我才像我自己，在其它的地方见到我，我就像个过客，一个异乡人。

20日： 每天的固定工作量基本上是这样，梵文：1个小时，印度佛教(几部经典的学术著作，印度学的相关作品，大英百科全书的部分词条)：1个小时，长安寺院藏经的论文修改和文献阅读（关于佛经目录，长安，和唐代佛教的作品）：1个小时，佛教方面的学术和文献阅读（佛学的各种学术作品和原典）：2个小时，法日德语：2个小时，申请的各项工作（教授的联络，项目的研究，材料的写作和修改，网站的制作）：2个小时，中亚和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论文准备和写作（艺术史和佛教艺术的书籍，论文，资料库和图像的制作）：3个小时，其它的时间是机动工作时间。这样看来，一天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

16日：下午四种语言轮番上阵，一会听德国之音，一会是大阪的网上电台。接着是法语的课文和录音，然后是梵文，这些也只是语言的准备。在学科上还有很多的漏洞要补。现在每天至少要在图书馆呆一个小时。

13日：平心而论，港大的学习比起耶鲁大学，要轻松一点。可是我自己依然有很多任务要做，有数种语言要学习和巩固。要在很多领域补充大批的知识。只能慢慢的来的。所以每天我并没有时间和旁人混在一起。因为提高自己就已经占据了我所有的时程表。不过不断在知识的海洋中挺进的感觉要胜于每天闲着无事。

9日：每天晚上尽量看一部影片，首先这当然是娱乐，其次是语言的训练，我常常使用不同的语言版本，比如听法语的发音，看英文的字幕，或者日文的发音，英文的字幕，这样一举两得。

8日：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人欢马跳，晴空万里。中午的时候，在大台阶上整齐的站满了港大合唱队的同学，他们穿着蓝色的衣服，唱的歌也完全是西方的风格，不过他们充满了朝气，声势浩大，歌声也富有感染力，在图书馆的广场上倒是有很多过路的学生驻足观看。这样的情景立刻就让我想起了耶鲁大学的合唱队，在30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在耶鲁体育场的外面听到了我平生以来所未闻的最优美的人声合唱，让人不忍离去。后来多次在经过woosley hall的雄伟讲堂的时候，也欣赏过他们的即兴表演。港大的许多体制都是西方的，合唱队的风格也是一样，不过我觉得这很好地展示了一个学校的活力，你站在那里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年轻真的很好，年轻人聚集的大学真是令人向往的天堂。

7日：察看了今天借回来的书，发现了一件趣事。我借了一本书（日本学者橘惠胜在牛津所作的博士论文“佛教伦理”）， 是许地山教授从牛津大学带回来的，后来可能是香港大学收购了他的私人藏书。发黄的扉页上，还留着许教授的笔迹。许地山的墓地其实就在附近，也不知道这些年会有多少人去凭吊了。我常常会在别的书里面读许地山的名字，可是今天觉得历史和我自己的生活合二为一了。

5日： 我用了3个小时基本上摸清了港大的图书馆，这里的开架书还是很丰富的，也为学生提供了相当好的学习条件，在这里最大的发现是可以借各种AV资料，要知道在耶鲁的音乐图书馆和惠特尼人文中心，我们也只能听和看。这里还能借出来相当多的质量光盘，非常过瘾，我也准备好好利用。唯一可惜的是港大只能借60本书，而我在耶鲁的时候可以借200本呢，所以借书的时候，只能刻制一点了。

4日：还是在学校里更有劲，港大的一切都是西方化的。宿舍的管理建制，证件的办理，学校的硬件等等。学生的普遍的英文水平也相当高，我不会说粤语，所以干脆就处处说英语，简单方便。今天在中环买东西，觉得香港果然是购物天堂呢。店面的布置赏心悦目，很有水准。 不过走到街上，到处都是钢筋水泥的森林，颇有压抑之感。

2日：今天到了香港，在九龙下火车，出关，正好碰到杜鹃台风。港大在半山腰，道路错综复杂，上上下下。我住的屋子比耶鲁的小一点，这里的新生，特别是大陆来的学生，说句实话，不如美国的一些高校，在这里毕业于中国前5名高校的学生不多见。在耶鲁，北大清华的比比皆是，反而是复旦南大的成了少数派。这些年轻人非常的兴奋，在我看来，等到数年后，他们才会知道研究是怎么一回事吧。

8月

25日：今天去龙门宾馆买了上海到九龙的火车票，大约24个小时到达，停好几站，正好中国的南部地区很少去，可以沿路看看，增长见识。我在想，开学之后要进行新的语言的学习了，估计在下一年内是一个学期的基础梵文和一个学期的基础藏文，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呢，看来巴利文实在没有时间了。

24日：看完了夏济安日记，这样的学者在今日可能会被目为呆子吧，可是在当时，也许还平常。不过如果一个人如果只学习人文学科中的狭窄的几科，可能就会有感性过于发达而对现实无知的弊病吧。这本书数年前在北大图书馆里曾经翻过，这次在北大的6折书店里看到，因为其中的憨山大师的“梦游诗”而买下来：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 但见冰消涧底，不知春上花枝。

在北大的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店里，尽管旁边的道路上学生们来来往往，也不见有几个人进来看看，真正的买主是做学问的人，或者真正愿意读书的人。可叹在北大也是如此啊，难怪在复旦大学实在是找不到几个有规模的书店了。

23日：这次在北京大概一共卖了接近100本书吧，接上一次，列出部分的书目《齐民要术》《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非洲传统宗教》《定慧初修》《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汉法词典》《基督教学》《道教学》《日本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容斋随笔》《山海经》《历代名画记》《柳如是集》《正仓院访古记》《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坐禅如斯》《龟兹石窟》《黄帝内经》《我们的迷惘》《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夏济安日记》《简明汉日词典》

11日：早上收到香港的入境许可，又要出门去北京了，这两年来，四度北上，先是远赴青藏，后是负笈香江。突然间又要奔波了，四海为家，很想把家带在身边，这样去哪里都会感到温暖，就象赵元任先生一样，到何处都带着自己的妻儿。一时间想起粱羽生在《七剑下天山》之中的开篇词《八声甘州》：

笑江湖浪迹十年游，空负少年头。对铜驼巷陌，吟情渺渺，心事悠悠。酒醒诗残梦断，南国正清秋。把剑凄然望，无处招归舟。明日天涯路远，问谁留楚佩，弄影中州？数英雄儿女，俯仰古今愁。难消受灯昏罗帐，怅昙花一现恨难休，飘零惯，金戈铁马，拼葬荒丘。

6日：刘说大众们缺乏理性，任何一个学过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人都应该知道大众们在生活中浮沉，随波逐流，完全被世俗包容了进去，消费流行的文化，天长地久，积习深重，已经不知道在这世俗之外还有广阔的令人难以想象的天地，所以读书也就演变为一种反抗，一种对于要吞噬你的精神，要包纳你的全部生活的强大的世俗力量的顽强抗争。 因此在远离图书馆，文化中心，一流大学和饱学超俗之士的不利环境中要尽可能的用书本为自己营造一个精神空间。比如我不能常去北京，但我尽量购买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好书充实自己的个人图书馆，所以大学者们都有自己的 藏量颇丰的图书馆。

4日：这次去北京，翻过了上千本书，买了接近50本吧，对于学者来说，读书就像是吃饭一样啊。现将买的部分书目罗列如下（只带回来一部分，以后再补充）：

《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敦煌学十八讲》《英藏汉对照词典》《中亚佛教艺术》《Religious Studies: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十九札:一个北大教授给学生的信》《 佛经版本》《中国伊斯兰教基础知识》《东方学》《印度禅》《中国密教史》《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中国佛教史》《圣言的倾听者》《青年近卫军》《日本禅》《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西藏王臣记》《韩国禅教史》《在期待之中》《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社会的构成》《周天集》

7月

31日: 终于买了"玻璃岛: 亚瑟与我三千年",冯像在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之内（哈佛中古英语的人文训练和耶鲁的法学训练）所作出的努力确实是让人钦佩。估计很多年前他在云南也很难想象这种传奇一般的变化。除去外界的因素，我们正应该这样为自己开辟道路。

25日：每每读万象”杂志" 总是会感动, 因为这份读物使我感到在当今的世界上我和不相识的醉心人文的朋友们不是孤寂无依, 独自前行的。今天 读到一篇文章名为“恋恋三岛”，估计是模仿侯孝贤的“恋恋风尘”。但是其中的一段富有力量的引文让我有强烈的共鸣，它代表了我部分的精神历程和追求，让我感动良久 ，这段文字选自于“午后曳航”：

当孤独嘹亮的号声划破晨曦初放的天空,吸满晨光的厚云低低下垂,远处响起呼唤我名字的尖锐声音要我为荣誉奋斗时，我必须一跃而起，独自启程。

22日：终于又回到了北大，回到了遍布于四周的大型的人文书店。于是天天留连于图书馆和那些人文书籍堆积如山的书店。这一年的出版物真是落英缤纷，让人目不暇接。

15日：香港的事情要到办理，使我一段时间之内不能安心读书，从这一侧面可见读书和做研究是多么不易的事情。

7日：我们家搬到了南部地区，北部地区如同被遗忘的角落，不仅没有太多的发展，有些角落我自己也多年不去了。今天偶尔走到了那条隐形的分界线，就跨了过去。转了弯才觉得20年前的那个我又回来了。星星点点的记忆，和那个再也无处可寻的小土坡又一次在生命中闪现了。北部的这条安静的道路尽管短暂却不断引发激荡的回忆，过去了，二十载的云和星霜，自己的世界从那个小山延伸到了远方的真正巍峨的群山，虽然不足道也是历史的变迁，点点滴滴的蒸发掉直到和我们有关的一切都归于平静。

6月

30日：我所认识的女孩子个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然而很多人最终还是和别人在一起了，我只能说是缘分不够罢了。像我这样一个四处浪迹常常游学于四方的人不知何时才有稳定的生活，长期的奋斗，在残酷的人生沙场上起伏，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也不如以前，我对于生命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了，对于学术的艰辛和准备也略有所知了，所以现在的需要和早年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要考虑很多实际的问题了，最终在一起的人实在是各种条件都恰到好处才会有的呀。

28日：今天是生日，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我倒是买到了心仪已久的浪客剑心追忆片的DVD。

16日: 过去和现在的世界都太辽阔了，而我们现世的生命又过于脆弱和微茫了，这种感觉会让我无助和消沉。回到家里，沉迷于琐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我能够感觉到平淡而又虚无。正因为如此，我们终于还需要艺术，还需要追求真理和超越。

15日：每个人不都是顽强的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吗，然而我们在生命中奋起一战的机会又有多少呢？

12日：毕业的时候，下了一天的雨，接着飞行了20个小时，加之5月初考试的时候就不舒服了，所以回来就病了，一检查是支气管炎。想想看一直熬夜，在压力下工作，不爱喝水，吃得也不好(美国的食品有什么好吃的呢)，难怪要得病的。所以就要静养了，学习和工作也要适可而止。关键是以此为契机，反省一下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紧张的节奏，越来越高的目标，一切都在推着人向前。我现在更想过的是陶渊明式的生活，摒弃一些俗缘，采菊东篱下。好在现在住的地方还比较安静，空气也好一点。
下走一走，翻翻闲书。明天没有课，所以就有10个小时的工作量，早上就要带一批书去。 图书馆里还是有很多国内见不到的出版物，真的是很过瘾啊。

 

 

（1999-2004）--连载中

　　就象我写磨剑岁月的时候，耶鲁的录取还遥遥无期,本文的第一部分下笔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走向何方。2004年2月21日深夜，消息终于从斯坦福传来，也许未来的七年就会从事宗教学和佛学的研究了， 其实不管我学什么 ，我的人文训练只能是越加炉火纯青。4月的时候我开始接着写，想要完成这篇三年记，但是各种事情让我常常搁笔，生活不再是那么简单。8月9日，在香港领事馆拿到签证， 作别香江之后联想起人世的飘萍和求学的艰辛和迷惘，实在有往者不可谏之感叹，也就将这一番“有时江海有时山”的滋味，在这里和各位分享吧，就算是为了纪念和总结过去的三年，那些泪水和血汗， 心灵的昼与夜循环交替的岁月。

This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My riches can't buy everything.
I want to hear the children sing.
All I hear is the sound of rain
falling on the ground.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As Tears Go By: Rolling Stone

    转眼是三年的秋月春风，和原来站在大二的阳光下的我的相比，应该在学识和眼界上都渐渐登堂入室了，然而在不同的校园里旁观一代代毕业生的挥泪别离，就知道自己真的是满面风霜,廉颇老已。 偶然回想起这些 浪迹动荡的求学生涯,真的就象洞山良价禅师在《辞北堂书》中所写 的：“星霜已换于十秋，岐路俄经于万里”。我虽然还热爱着我所从事的人文志业，也依然视读书为要务，却没有认为自己的幸福因而增加了许多，读书绵延到近十年的时候， 前进就演变为精神和肉体同时加入的奋战了。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想要在精神上有所突破，想要顽强地摆脱无明和痛苦的人，一定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障碍和磨练。但是我对于早年于懵懂中的觉醒从没有后悔过，没有这种由内而外的启蒙就没有今天的自由的天地。三年前我曾经预言自己的努力终于会发扬光大,今天却了解到这不过是漫长艰辛的学者和求道者生涯的开端。 我曾引用Samuel Johnson那封很有名的写给Earl Chesterfield的信来庆幸自己进入了耶鲁，现在看来这段话似乎应该坚持到戴上博士帽的那一天才更为恰当

 

("Seven years，my lord，have now passed，since I waited in your outward rooms， or was repulsed from your door; during which time I have been pushing on my work through difficulties， of which it is useless to complain，and have brought it，at ，to the verge of ，without one act of assistance，one word of encouragement，or one smile of 。 Such treatment I did not expect， for I never had a patron before." )。


    既然本文是接着磨剑岁月对近四年的学习生活进行总结，我似乎应该追述一下北大对我的影响，离开燕园已经五年了，自己的眼界好似关山飞渡，到了另外一个层次。当时的生活和感受有些淡忘了 ，当下的任务和感觉总是冲淡了往日的记忆。但是客观地说我依然感到四年和北大有关的求学历程让我受益匪浅，能够进入耶鲁读书，也应该拜赐北大的机缘，是北大的老师给我写的推荐信，北大的一些优秀的教授也让我看到了“育天下英才”和传道授业的快乐 。更重要的，北大毕竟有一大批有才华的理想主义者和令人难忘的青年才俊，在这个现实得让人窒息的社会中，他们是“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 其实自己读过的每个学位都直接间接地发挥了作用：英语系的训练使我对于西方的文明和英语的听说都不陌生，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学习是我和世界接轨的第一步，耶鲁的训练更是在各方面让我登堂入室，对西方的学术训练算是真的入了门，更关键的是这个学位带有无上的荣耀，成为行走世界的通行证。香港大学佛学中心的学位虽然短，但却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位，对于进入个别领域来说，十分有用。 这后面的两个学位更是为我积累了宝贵的国际经验。 更关键的是，9年的正规训练和自由读书给我了无比辽阔的心灵世界，延长了我的精神生命，不间断地锤炼了我的人文气质，塑造了我的人生。

    虽然在北大就学的时间短暂，但在后来的两年里我还是和这所最顶尖的学府保持联系，不忍离开。我对北大的感情和许多校友一样，有一种道不明的迷恋和自豪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加醇厚。刚到北大的时候，我们虽然搬进了破破烂烂的32楼（现在已经装修了一下，成了博士生楼了吧。据说文革的时候邓朴方就是从这个楼被推下去的），但是真的非常兴奋 ，我么几个人还在一个大晴天跑到未名湖边凭吊一番，证实自己已经来到了北大。那些在南京看来很牛的人在北大这样高水准的环境中也没什么可谈的了。想想自己96年的冬天，在校园里穿梭的时候，觉得身边的这些人都牛的不行了，真是特别的敬仰。国际文化交流也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专业，基本上是新闻学传播学加上一些 世界文化的培训，系里的不成文的要求是什么都要懂一些，但是不必作深入的研究。现在想来这个项目的课程要求并不是很高，加之我本来也无所谓成绩，这样就有大批的时间用来阅读任何想读的东西，这时候我好读书的热情到了北大图书馆就如同烈火碰干柴一般， 燃烧了整整两年。这两年除了丢过一次图书证和为丝绸之路的旅行作准备的一段时间，我一共借了800多本书吧，当时我们一次只能借10本书，我倒没有觉得很不方便。 如果当时图书馆就有借书排行榜，我一定可以名列三甲的。

    在北大有那么多难忘的记忆，比如百年校庆，北大戏剧社的公演，五四（未名湖）诗会，哈佛教授的讲座，日本文化的选修课，圣诞节时未名湖的冰上舞蹈，元旦时的钟声，衡山和悬空寺的旅行。但是其中我投入最多的应该是1998年的丝绸之路 自行车探险。这次3000公里的旅行将神奇而壮阔的北中国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张承志如此的迷恋这片土地，为什么在这里能发生哲合忍耶那样惊天动地的起义。而且这次旅行使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以及在其背后隐藏的辽阔的汉学 ，中亚学和艺术史世界成为我终生的兴趣点之一，我自己以后长远的研究兴趣也将包括十二世纪的新疆。现在我也常常梦回西北的辽阔山河，想起那些伊斯兰的大军和于阗的佛教王国之间的血战，那些分布于汉文，中亚古典文书以及阿拉伯文典籍中的传奇和悲伤。

    理科的我不敢多说，对于文科的同学，我想，去斯坦福，耶鲁，哈佛这样的学校读书，不知道多少是本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信念而去的。在这样浮躁的世界上，要这样理直气壮地宣称似乎过于惊世骇俗。但是这本来就是让北大享有盛誉的精神。蔡元培先生说的好："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这不仅是求知，也是陈寅恪和余英时等人所共尊的那种“独立不惧之精神”和“安贫乐道之志趣”。然而除了钱理群师，朱青生师，朱孝远师，潘维师等人，燕园也很难为大家营造这温暖的梦想了吧。我虽是北大旁系，对这一“最后的精神堡垒”之热爱，却是意深沉，情弥切。毕业以来，身内身外，望断多少别离。虽如此，每年暑假，我或不远千里，或不远万里，必将赶来，重新踏足这校园和我梦魂中的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我也曾坐在那大窗之下，看外面银月当空，映照飞檐。去年炎热的8月，我站在31楼旁狭窄的6折文科书店挑书，1个多小时，来往人士如梭，有三两人来买电话卡，无一人驻足看书。我暗自感叹，我辈之追求真知和精神解放的理想，莫非将越加黯淡。钱理群先生在有关北大改革的文中提到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给他的的一段话：'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我也为这样的话而感动，闲愁几许的年少时节，保持这样的激情也许还算可以，岁月摩挲，人情险恶，在俗世和内心的层层压力下还能贯彻这清澈的志向，可谓千金难求。
 
    为了能继续留在北大读书，尽管要考政治，我选择了考研。当时虽然身处北大，我却没有什么出国的想法，或者说想得太简单。所以98年的秋冬也是一段日夜苦学的时光，似乎我总是要在时隔几年的一段时间为新的目标而奋斗，时至今日，如果顺利读下博士，我真的想好好地悠闲，去云游几年山水，既然已经读破万卷书，当然也要走遍天下。饶宗颐先生固然为学界泰斗，他也说过，自己去过这么多的地方，其意义是把自己所学在真正的地方都亲身验证一遍 ，他这说法也正是我的梦想。接着说北大，当时我恰恰就是政治翻船，所以无常是随时都可能来临的。我因此而茫然，转而愤懑，而且因为我自己的选择走了相当时间的弯路。不过这样也验证了自己的天性还是适合待在学校里。99年3月份的时候，我不得不找工作了，因为考研的缘故，很多的考试我都没有参加。但是因为有北大的牌子，所以工作还不是很难找。说起来国展的工作还是很偶然我自己投信过去联系上的，那时一天还参加了3个面试，看来北大的毕业生机会还是很多的。虽然说起来对弱者不算很公平，但是这个社会还是 看实力和名校，赤裸裸的丛林原则展露无疑。所以如果想继续读书又想衣食无虞，一般人基本上只能努力去为名校而奋斗，这一点特别适合热爱又偏又冷的专业的读书人。 我热爱读书的热情虽然这么多年来都少有匹敌，但是我也考虑过生存的问题，只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是置于死地而后生，坚决地去名校读书，碰到不顺的时候，暂时以退为进，也不妥协。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实在是很商业的环境，读书基本上和这里没有关系。这里需要的是商业的头脑，和客户以及同事之间的关系。不过我也承认对于想在商业上发展的人来说，这里能提供相当好的条件。不过对我来说，我之所学基本上是束之高阁，我常常被看成一个修计算机的IT人才。这个时候我接下了同学张念介绍的翻译工作，我所翻译的是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Eric Hobsbawn的 论文集“Uncommon People",这其实是一本相当难翻的书，而且我白天在商业的环境里工作，晚上却要钻研这种学术性强的历史文章，实在是很讽刺的事。这时的我下班之后还要面对四个小时的高强度的脑力磨练，有的时候还会纵容自己看凤凰电影台到凌晨2点，现在想来实在是摧残身体。在国展工作的时候我常常在晚上回到北大的教室里，静静的和自习的学生们在一起，体味这来之不易的平静。 有的时候会叫上当时还在北大上本科的老刘一起出去喝酒谈天，重温难得的学生生活。

    其实这时我已经有了出国的打算，国内实在是没有我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还没想过贸然辞职，但是考虑到申请必须专注，加之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种异化的生活，我考虑了相当的时间，决定破釜沉舟，在GRE和托福都没有考的时候辞职，而且我的户口还因此而压在单位，这就意味着我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要依靠积蓄来度过这一年的申请岁月。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调动了所有的积极性来为前途而奋斗，所以在98年秋冬之后，2000年我又投入了一次压力更大的申请，工作量之大令自己都感到吃惊，托福用了2个星期来准备，GRE也不过是一个月，接着是无数的申请材料的准备和查询，这段日子光是网费就是数千元。 但是这种把世俗的生活置之度外的工作也终于带来了回报，1月底的时候就收到了Wisconsin-Madison艺术史的录取的消息，当时是何等的兴奋，家里人也很高兴。然而3月初的时候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 从耶鲁传来了，因为我曾经参加过“汉唐之间的考古与艺术”研探会，和耶鲁历史系的Valerie Hansen教授说过几句话，估计她对我也有个印象。我自己准备的方向是丝绸之路，写的小sample是和吐鲁番有关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那个东西要水平没水平，要眼界没眼界，那个烂啊，就别提了。当然三年之后的眼光来看，第一次申请因为国情的限制，虽然努力了，但是在各方面都是很差的，有很多的学校根本就是 白交申请费。 我当时还抓住机会和哈佛大学的汪跃进教授共进午餐，但是他直言说现在申请哈佛这样的学校真的是白费劲，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是觉得沮丧，但是现在想来，他说得一点没错。加上这几年的经验，我的感觉是无论你在国内学的多好，无论你在国内什么牛校，你都很难想象你在西方一流大学里学文所面临的工作量和真正纯粹的学术环境。事实上，世界级的牛校对于直接从中国的学校中招人抱有很谨慎的态度，他们会怀疑申请人是否具有适应西方学术和高强度训练的能力，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在下面对耶鲁的叙述中将谈到这一点。

     当孤独嘹亮的号声划破晨曦初放的天空,吸满晨光的厚云低低下垂,远处响起呼唤我名字的尖锐声音要我为荣誉奋斗时，我必须一跃而起，独自启程。

                   ——三岛由纪夫 ：午后曳航


    这期间我也从北京的西面搬到了离北大比较近的小南庄，成了一个房客。窗外来往的是滚滚的车流，房东是一个经营着数个房客生意老太太，老人家年轻时代经历过抗战， 对日本人苦大仇深，她的兄弟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现在的不幸是她的女儿患了白血病，想来生活也不容易。这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太太，就这样挣扎着活到现在，眼睛虽然看不清了，但是性情依然火爆。她养了两只猫和一只狗解闷，我也常常和它们玩，夏天的时候，豆豆（狗的名字）就跑到我的门缝这里趴下，吹吹空调。 而那两只特立独行的猫却和我不甚友好，估计是因为我在，他们不能常常到我的屋子里来趴在床下了。这个时候我的伙食基本就是楼下某个单位的川味盒饭，价廉物美，味道不赖。有的时候也去北大吃饭。重新感受做一个学生的滋味，多少年来，我一直这样热爱着北大，她的四季风物，百花齐放的文化气氛，热闹多彩的学生生活，永远让人怀念。

    因为当时想要学习艺术史，我就去旁听朱青生先生的课程，在他的周围的确实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学，颇有才华的 青年，他们分布在各个科系。所以上这种课，就像一个工作组在钻研一个课题，也是不分南腔北调，百家争鸣。 就我现在所知的（2003/4）有去西北大学学习艺术史的，有去康奈尔学习电影批评的，还有今年要去斯坦福学习语言学的，另有几位也是我非常看好的高手，加上我这个要去学习宗教学的，可见这个小团体真的是精英辈出。 这个时候我认识了S,因为这也涉及她的隐私，所以我也不能细谈，2001年的我真的很投入去恋爱，可是这次的事情太过于极端，越过了很多难以承受的极端，让我幻灭到了准备彻底觉悟的地步，想起在耶鲁最早的日子，一边是沉重压力的功课，一边是无边的悲伤，致使我的肺部都出现了问题，真正地体会到了“痛彻心扉”的滋味。现在想来，我的所谓的“爱情”经历都是悲剧吧，不过只有彻底的悲剧才能让你认真的思考人生的无可避免的无常，体会到生命的痛苦。那是01年的独自度过的寒冬，我出没于宏伟的Sterling图书馆，在十四层的大书库中徘徊，寒假大家都走的时候 ，雪冷风清，我一个人留连于第12层的佛学书架前，我觉得当时是李元松先生的书救了我，他写的那几本书我都一一借走拜读。 但是我借走的时候从不会想过这不仅让我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而且转变了我的求学方向，就此走向了佛学和宗教学的海洋，尽管此后有过了近2年多，我才有攻读佛学博士的机会。我同时借回来的还有张澄基的佛学今诠。

    飞到美国的那一天首先是在晨光初现的时候看到加州的海岸，然后是洛杉矶机场的等待和飞向黑暗的纽约的旅程。在疲劳中迎接了东部的夜晚，不断的一个个城市组成的巨大光源在飞机下呈现，直到纽约进入视野。那时候正好下雨，我坐在机窗前，看见机翼高速地穿行在夜色的雨雾中。一群人到达耶鲁的时候是凌晨了，随便找了间屋子就睡着了，接下来是繁忙和新鲜的几天，不过夜晚来临的时候， 非常安静，我会听坂本龙一的Forbidden Cloud, 悲伤而又优美的曲子，在遥远的他乡，在悲愤而无处倾诉的心里激起特殊的感觉，这些音乐加上后来不断下载的和平之月的曲子，我这第一年听的都是慷慨悲凉或者宁静悠远的音乐。

    耶鲁的生涯其实充满了波折和艰辛，回想起来应该是目前工作量最大的两年，改变非常大，基本上树立了我的学术方向，极大地锻炼了我的研究能力和学术眼界，可以说是我迈入学术大门的第一步。第一个学期我不知天高地厚，选修了三位名教授的课，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a to 1600 (instructor: Prof. Valerie Hansen韩森) 1600年前的中国古代史，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 instructor: Prof. Jonathan Spence史景迁)  清朝和民国，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poetry (instructor: Prof. Chang Sun Kang-i 孙康宜) 中国诗歌中的人与自然。但是我对耶鲁高标准的学术没有什么了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很多材料应该保留下来。(所有的课程请参看耶鲁和港大的课程)有些课程如果让我重上，我会有更大的收获。这个学期真的非常艰苦，我盼望着冬天的到来，在我最悲痛的时候，我还要为课程而完成paper, Valerie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高我一届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小薇就曾经在图书馆中因为学习过于用功而昏倒过两次。她的课程视野也颇为新颖，采用了很多考古材料。我被要求重写论文，本来我是比较各朝代的都城，但是最后我只能改写唐宋元的妓女，不过这是我真正地接触各种古典文献的第一步。史景迁这样的大牌教授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受益匪浅，他的课程广泛地谈论了各种历史课题，包括八旗，萨满教， 人口和环境问题，清代的鼠疫，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上海的妓女问题，思想史的问题等等。这个学期的困难刚才已经阐述，我急切地盼望着寒假的到来，能够安静地看看书，思考一下。这个风雪弥漫的冬天彻底的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向，我开始进入了佛学的这个领域(Buddhist studies)，才渐渐地发现它的广阔依然出乎了我的想象。

    第二个学期来临的时候，我一开始选择了四门课，因为我尚没有下定决心学习佛教，所以并没有选择Silk教授的印度佛教(后来在港大读到Silk 教授编的藏英对照的三部大乘经典，回忆起这个细节)，Silk 教授后来前往佛学研究最盛的UCLA， 加上它们原来就有的四个教授，使得洛杉矶分校成为全美佛学研究最强盛的地区。我选的课程包括了禅宗和欧亚大陆的艺术，分别是日本佛学专家Paul Groner和圣彼得堡博物馆的Boris Marshak主讲，特别是Marshak的讲座极具水准，精彩纷呈，涉及到古代近东，中亚，到中国北方的多种文化和语言。这门课在古雅的耶鲁博物馆内的艺术史系的教室里上，我常常在 那城堡一般的走廊里等待上课，看着一楼的大理石雕塑。可是后来我觉得这么多课程的要求太高 ，加之我需要时间思考和学习对自己的精神更有帮助的课程，我就讲这门课转为选修。这时候的心态也使我对美国的学术表示了怀疑（参看给康正果老师的信2002/01/12）。放弃了生物学博士前途的马蒂厄在“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这本书中，面对他的父亲让—弗朗索瓦的询问，也同样提出了他对于人文研究的疑惑：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由于你，我遇到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戏剧家；由于我的母亲，画家雅娜?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艺术家和诗人……例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由于我的舅父雅克—伊夫?勒图默兰，我遇到一些著名的探险者；由于弗朗索瓦?雅科布，我遇到一些来巴斯德学院举行讲座的大学者。我就这样被引导着与很多方面的有慑服力的人物相交往。但是，在同时，他们在自己的学科中显露出的才华并没有必然引起这样一种东西，我们称这种东西是……人的完善（Perfection humaine）。他们的才能、他们的知识和技艺的能力并不因此就使他们成为好的人类存在者。一个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骗子；一个伟大的学者，就他自身而言，可能是个不幸的人；一个艺术家，则骄傲自大。所有的或好或坏的结合，都是可能的。”

    这个学期我的重头放在禅宗的学习，它真正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但是其实这时候我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是严重不够的，我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在上交的paper上遇到了打击，Groner教授认为这篇文章has no sense of history, 他说我应该系统地学习佛教，我因之而无法得到他的推荐信，当时我迈出他的办公室，往图书馆走去，虽然是个晴朗的日子，却不知道未来该往哪里去。其实现在(两年之后)看起来，当时的水平确实是不够的，也无怪乎教授不满意。这个学期我认真地思考了从艺术史转向佛学研究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而且耶鲁的局面是这两个领域的教授都退休了，我暂时无人可以从学。可是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追求解脱道的精神还是激励了我去选择佛学。

    这个迷乱的假期有很大的一段时间是在西藏和四川度过，我希望寻找自己的伴侣，却不知道她在那里。国内喧嚣的气氛让很多人都感到茫然，沉下心来想想会觉得生命建立在那些镜花水月的东西上，如同沙造的城堡。第三个学期为了申请的考虑，我准备多多选修语言课程，我一开始选了日语，法文和梵文，后来发现梵文课的主讲是Stanley Insler-----伟大的哈佛耶鲁梵学体系的最后一人，我同时要跟上三门课程是不可能的任务，最终选修了法文和日文。这一年的课程是我最累的一年，每个学期四门课，其中包括了天天都要上的语言课，听说读写，一应俱全，还要作申请。很多的时候，在孤独中我忙到凌晨了居然连作业都没做完，有时候听着日语的录音居然就睡着了。 在寒冷的清晨，我必须早起，穿过数个街道，走到如同城堡一般的教室中去，下雪的时候我望着old campus的dormitory，和童话故事中的建筑没有什么两样。这其中我选修的比较有意思的课程是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East Asia以及Understanding Buddhist sutra, 随着知识的深入，我对于做研究也有了概念，加上自己的经验对于其中的甘苦也更有了解。对一个领域的知识经过不断的量的积累，会终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豁然贯通的理解。

    抗战不过8年，在美国攻读人文博士，漫长而又艰苦的事业(我在更新中有多处谈到这一点)，在全球跋涉7-10年，学习2-5种语言是常有的事情。只是为了学位已经不足以支撑漫长的求学生涯。想要学有所成的人到了后来，所学的如果不是真正安身立命的学问，如果缺乏着了迷一般的激情，在学术和内心中恐怕也不会得到安宁。我所见到的固然有苦苦坚持的人，也有相当纯粹地追求真理的学人。他们投入全部的身心，日日在图书馆中读到晓星初上。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他们在这样一流的但却是“非人的”学术训练中承受了各自不同的牺牲，日积月累就成了精神和肉体一起加入的全面的奋战。到目前为止，我最累的两年就是耶鲁的这两年，而如今又深入一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更是惊人。在这个过程中我渐渐地远离了喧嚣的世俗，以超越今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对外物名声的追求终于会尘埃落定，对于读书破万卷，文科学习已达9年的人来说，充满了sound and fury的生活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厌倦了不断挣扎于灵肉之间的人世，抛却了许多世间所沿袭的观念，连光耀门庭的心态也早已平息，活着只是为了逼近精神的解放和终极的真理(哈佛的校训不也是说，最重要的是要以真理为友)。但是自己做出这个选择历经了10年的荆棘之路吧。 这期间也要忍受常人难以逾越的孤独和寂寞，寒来暑往，学业在进步，心态慢慢地老去。节日来临的时候，也常常是一人而已。复活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外国学生交5美金就可以去吃一顿火鸡宴，记得那时路上已经没有什么人，我们算是体会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滋味。 每个留学生都很忙，相互的距离似乎从开始到结束都差不多。我很有幸和刘启后谈的来，在那耶鲁的第二年里，我常常和他一起喝酒闲聊，一抒胸中之气。

    很显然，这第二次的申请在极度的繁忙中度过，因为准备不够所以申请得很不理想。虽然得到了UIUC的offer却有数千美金的缺口，申请的时候真的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想告诉那些准备学习文科的朋友，挫折和大起大落常常难免，我遇到的很多博士走的都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需要毅力和拼搏，这一点就如同奥林匹克的比赛一样，在申请之中，最关键的还是你的背景和实力。这三年来我感觉个人的精力，运气高扬的斗志是如此的有限，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此始有成就学业的可能，尽管会有波折和无常，我依然愿意相信这一天应该会来临。我所观察的世界一流高校的人文专业，一个人的国际背景在录取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你能够看见各种国际背景的同学，来自于无数的名校，我在耶鲁短短地学习了两年，以我为例，我的老师毕业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宾西法尼亚等学校，我的同学来自于剑桥大学，东京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希伯来大学，汉城国立大学，北京大学 。

    写到这里，大家会奇怪我为什么用这样的题目，我虽然谈了很多做学术的态度，但是人的另一面是直面自己的黑暗的情绪和难解的心结。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 确实是无法克制悲伤，人生的悲痛的经历很多的时候也是催人奋进的恶之花。民国时期的李叔同，欧阳竟无不正是因为如此而说出“悲愤而后有学”这样的话吧(贺麟论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其所述作，均切于身心，激于悲愤，故皆宏毅瓌伟，精力弥满，感人至深、”)。2001年的时候，我写给小霞的信中也表达了这种“有学”之前的无处倾诉的“悲愤”，现全部抄录如下，以为借鉴：

    人是很复杂的，白天的我有很多的事要做，活动异常丰富，也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但是晚上睡下以后，每当怀想起伤心的往事，常常夜不能寐，几乎泫然而泣下。

    在唐传奇“李娃传”中，郑生尽管落魄街头，身世飘零，但李娃还是记着他，始终情义弥笃。而郑生“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 久而久之，他也成了唱挽歌的高手，不为其他，只因为他的心已经魂消影绝，这才能“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歔欷掩泣。”

    这些天我也一直喜欢读慷慨激昂，一唱三叹的断肠之音，常常为它们而击节赞叹，正所谓“诗可以怨”，我的心中也一直积郁着幽怨不平之气，我交孙康宜的作业之所以选的是汉魏南北朝的乐府，尽选那些悲凉的调子，也是因为从这些悲歌中才能得到一丝的安慰。

    你的心里想必充满了欢乐，至少不至于时时彷徨。我们很久都没有谈这些了，我在夜里才会跟你谈这些，仿佛真正的自己又浮现在异乡，过去和你散步，和你在未名湖边坐在一起的短暂时光又回来了，但是一切都不会从来的。正是“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

    我也常自叹气，没有人生来就很坚强，谁要能在这时让我恢复往日心中的光芒 ，使我得到心灵的安慰和足以正信的真理，我就会马上追随他而去。以前读到“无边烦恼誓愿断”，心里是何等的豪情，可这时我也了解了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含义。这些天我常听一曲沉郁苍凉的调子，极为动听，出自于坂本龙一的手笔，最能代表我的心声，希望你能是我的知音。

    学习佛教之后的半年是相对解脱和平静的日子，但是渐渐地悲愤虽没有完全的消退，却演变成一种对生命和死亡的藐视，我承认这并不是对待无常的积极的态度。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似乎 我已经置生死于度外，不再爱惜身体。自己的外在和行事越来越像王家卫的东邪西毒中的欧阳锋 ，而内心里颇有一些金庸笔下的真正的东邪的味道，自己也希望喝到醉生梦死的酒。这时候学业的转型期尚没有完成，要独自的承受包括学业和寂寞在内的压力，3年以来，有时候在深夜里的黑暗中的一瞬间我会落泪，每每也是因为想到身世之后的无处诉说叹息，这些都考验着我的毅力和对黑暗内心的承受能力。此时的我也更能理解胡笳十八拍中的那种“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的感受：

        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不知愁心兮说向谁是！.....一生辛苦兮缘别离，十拍悲深兮泪成血。

    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与悲痛枕席于黑暗的日子， 在外界无法求得帮助也就转而求助于内心.我个人求学的方向也因之而极大地改变。(参看本源的追寻: 我选择佛学的前因后果)我在历史的阅读中，因为共鸣而得到安慰，因为向往光明和解脱而得到激励，在退了三步的时候能够迈进一步，无论怎样困顿和悲惨的结局，自己都要勇敢地承受住，生活本就这样残酷，如果自己不能够顶住，个人很容易会陷入无边的难以逾越的黑色的心情之中。我们深深的迷惘和忧伤是难以摆脱的习性，人生的快乐瞬间并不能掩饰我们将会遭受的无常和孤独。那种“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时刻；那种“从此萧郎是路人”的心如刀割的别离；那种北野武在"Kids Return"中所表现出来的无可挽回的变迁；都会加深我们的无助和悲观的气质。所以我知道，培养慈悲与爱心，奋力去找到一条精神的自由之路才是治本的方式。“长歌当哭”，“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密藏”在“地藏十轮经”中，我一直都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学习佛学，自己也开始收敛乖张的气焰而趋于平静。自己在阅读中也常常感染这超越了纷争和心结的宁静和安详，以及那些宗教实践者的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

洪钟初叩，宝偈高吟。 上彻天堂，下通地府
三界四生之内，各免轮回。九幽十类之中，悉离苦海。
五风十雨，免遭饥馑之年。南亩东郊，俱瞻尧舜之日。

干戈永息，甲马休征，阵败伤亡，俱生净土。
飞禽走兽，罗网不逢，浪子孤商，早还乡井。
无边世界，地久天长，远近檀那，增延福寿。
三门镇靖，佛法常兴，土地龙神，安僧护法。
父母师长，六亲眷属，历代先亡，同登彼岸。 

    文科的学者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自己多次的落寞得坐在这里，也因为想到总有一天会站在北大学子的面前传道授业。一流的文科的训练其实就是超越了世俗而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尝试着去了解更多的文化和空间，所以我们对于家乡的认同感就不如常人，我们的唯一的故土的观念就越来越淡化，我们在精神上长久地漂泊在旁人看来的“异乡”，成了真正的国际公民。我渐渐感到如果过多地涉入世俗生活,这一生都将埋葬在里面,永远和超越性富有神圣意蕴的存在形同陌路。 这并不说我们要和平常的生活割裂，实际上我们的所学应该有利于人民和社会，我们不仅要自己致力于摆脱痛苦，培养安详和慈爱的心态，更要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从孤独无助，非正义，以及难忍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在学术上如果要为这种选择给出答案，我会说：因为包括佛教在内的远东的宗教和哲学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作为研究者或者修行者不仅要深入这个多姿多彩的神奇领域，而且也许会成为这种遗产的继承者和代言人，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许终将面对整个世界来发言，所以我们以后的讲坛不再是小小的家庭，而是全球的广阔舞台，包括大学，知识分子和求道者的群体，庙宇与神殿，研究中心和普通的有兴趣的民众。尽管学术的虚伪一面也许背离了我们的梦想，我们也要和那些古往今来的求道者们心心相印，体会他们勇猛精进，为痛苦的人世寻找答案的悲心。然而精神之路就是战士之路，我在7年的文科的学习之后，遇到了难以突破的困境，虽然有了接近3年的转向，但是仍然需要意志在几乎无人支持的情况下独自发展。作为佛教的研究者，在这个层次上许多的道理还不能讲得太超越，面对历史长河中的宗教，还有太多没有探索的角落和未曾显现的真理。

    再来往交错的阅读中，我渐渐的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宗教，为什么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在孤独无援的时光中，你能找到慰藉,在失去信念的日子里,在重要的因缘转折里，也教会了我们要能懂得割舍，不执著于短暂的拥有，而幸福和满足是来自于内心的自由程度，就像《狱中书简》里的祷词：


在我心里，只有黑暗，与你同在，就有光明。
我孤孤单单，但你不会离我而去。我内心软弱，但你不会离我而去。

我坐卧不安，但与你同在，就有安宁。
我心中悲苦，但与你同在，就有了耐心。条条道路，都超出我的理解，但你知道适合我的路。

    香港的一年让我喘了一口气，有了比较轻松的学习环境。但是这一年绝不是可有可无，事实上，佛学中心的学习让我在这个专业领域大大地迈进了一步。教授们虽然年轻，但是都颇有水准，姚老师是北大的硕士，同时还有神学硕士和波士顿大学的宗教学博士的学位。净因法师和广兴法师前后求学长达19年，都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佛学博士。SOAS是享誉全球的亚非研究中心， 背靠大英博物馆和极为丰富的藏书，和他们的一番谈话也让我颇为受益。这一年的课程全部都转向了佛教学，在指导的老师中还包括了印度学家王邦维教授，藏学家王尧，以及上座部佛教的专家Anuruda等人。香港也是个很有水准的国际化的大都市，铜锣湾的市场，西贡的峡湾，大澳的宁静的天空，浅水湾迷人的海滩，九龙，旺角和金钟的商业中心和电影院，大屿山的传法大典和幽静的修行的处所，都让我回忆连连。有些日子，我还和几位同学早起去爬山，在半山腰遥望维多利亚湾，回来一起在庄月明餐厅吃饭，这些日子很快也就过去了。港大的图书馆虽然总量不能和世界一流相比，但是也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比如冯平山图书馆，也曾经是东亚研究书籍的重镇，其中台湾和香港的书籍比起大陆和美国的图书馆更胜一筹，由于有充足的资金和靠近大陆的优势，买的中文书籍非常全面。和耶鲁的图书馆比起来，港大图书馆也有其优势，这里的音乐图书馆可以出借CD,DVD,主图书馆的音像部可以出借LD,DVD,CD,VCD,CD-ROM,这里的属于艺术史部分的图书也对所有的读者开放，可以借出去两个月，而在耶鲁，艺术图书馆的书只能借出去一天，而音乐图书馆的CD不能外借。港大的管理也同样做到了和国际接轨，各处事项都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充分考虑到人性化的过程。 现在回首这三年的生活，也许悲愤已经化为独自前行的动力，理性的学术道路碰壁多年之后也终于云开雾散，但是似乎内心中也失去了相当的最直接的感性力量，这一部分的生活在诗歌，音乐以及其他艺术中不断地复活着。也许在将来7年的学习中我能够找到把感性的人文力量用在理性而又宏阔的学术世界中。在探索的道路上，“四海之水味皆同，均是解脱之味”，盲信和狭隘是佛教的大敌， 对于宗教研究的求道者来说，从谬见，贪婪，焦虑，肉欲中解脱自在是奋斗的第一步，有了这样的力量才能帮助他人。一行禅师在“爱的 言教” Teachings on Love 之中也说没有意愿去爱别人的人，他的那种孤独就像是地狱。我们通过爱与关怀和他人建立起纽带，成为一个整体 ，我们渺小而局限的的个体才能熔于不死的解脱之海。这些年来我的体验是所学如果只是为自己，那么终于不能跨越个体孤独的痛苦之流。

    荣誉召唤的时刻终于来临，斯坦福的学习还有3个星期就要展开，我已经放下包袱开始热身，我就像即将涉足于深度星空的远航者，为这种探索而感到兴奋。我也不知道自己命在何方，何时会挥手作别这个世界，我只能在这个边声四起的时代尽力去谱写属于自己的歌谣，愿自己能守住这点点的光明，做远方忠诚的儿子，让这火焰不断地壮大，在将来能播及四海， 照耀黑暗中的朋友。

                                  王翔
                             2004年09月06日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不来归，死当无所忆。

--------苏武

（本文写于2000年底，转眼两年过去了，我现在又修订了一次，增加了没有覆盖到的内容，但基本保持原来的认识和风格，这样可以保留原来的一份感觉）

如果一个人对某种事情产生了难以了却的情怀，以至于孜孜以求，不达目标便寝食难安。我认为那一定是冥冥中的神力所然。虽然我眼见许多同辈中人一直顺利无比，乘风而去。但是我深感命运叫我不断地起落，也许是希望在这种苦尽甘来的背后，能够营造一个更为宏阔深远的境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常规的工作营生，对在一个小地方迎送往来的生活，对世俗的人际关系已经不报什么幻想。现在（当时是2000年）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十分明确，简单地说就是：使得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传奇，并在人世间留下创造的痕迹。

从高中起，我就是个叛逆的种子，人人都知道，中国的中学教育不是奴才教育，也差不了多少。我常常一个人坐在靠近教室后门的地方，心理总是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逃走。那是我已经读了李敖的部分文章，狂叛的念头已经潜滋暗长。可是在高中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好比在一个循规蹈矩的地方觉醒了却没有出路。近八年过去了，那种和同学们坐在四楼的教室门口遥看落日的岁月已经烟消云散。但是这些感受在我的心中依然以各种形式复活着，更加深了我对浮生一梦的感觉。高中毕业，已经9年没有回去了，不知道以后如果能回去看一眼，还在不在了。世间的事物都就是这样被时间抛在了脑后。也许一切都被命运所掌握，我差了8分没有考上复旦大学，在今后的8年中，离开了家到外地求学，负笈于大江南北，个人的道路也因此而永远改变，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就待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城市，恐怕也不适合我这样醉心于人文科学的人。我在复旦的同学，虽然也上了英语系，但是现在已经消失在上海的茫茫商海中了。看来我还算幸运，失之东榆，收之桑榆。

就这样，我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来到了清凉山麓的河海大学，后来知道这是宗白华先生曾经学习的地方，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在金陵求学的四年，现在已经很少和人提起了，去了北大后，人已经换了一个语境，旧梦也就不再重弹了。现在正好借此机会回忆一下那段鎏金岁月。说是鎏金岁月，实际上充满了苦闷和挣扎。我渐渐地发现河海大学的图书馆对于学习文科的人来说实在是一场恶梦（不知道现在怎样）。在北京大学学习的诸位是无法想象这种文化沙漠的景象的。我在的一个学期结束后，决定寻找可以真正看一点文科书籍的地方。现在看来，这真是一个决定命运的选择。后来，我和许多人的道路都相去万余里了，大家做着个不相干的事情。

我通过河海的同学陈尚坤认识了他的朋友，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李卫华，我至今虽然没有了他的音讯，在心里却十分感激他。（后来在北大的时候知道他已经结婚了，祝他幸福）他每次把图书证借给我，让我去南师大的阅览室看书，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无论风吹雨打，我都会在每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天早上8点赶到图书馆。从此以后，世界完全改变，我会把每星期的这一时刻看作是无上的幸福，知道在离我一两千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天堂。春天来的时候，我常常在周末看书之余，站在南师大图书馆的门外，看看放风筝的人群。中午有的时候累了，就在草地上睡睡觉。这段时间持续了一年半左右，我在这里打下了文科的基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书有李敖的《我将归来开放》，铃木大拙的《禅与精神分析》，《日本文学史》、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弗洛姆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荣格的《现代人的灵魂拯救》、马斯洛的《人的潜能与价值》、以及一些历史和文学著作。我常常从门口的书架开始转，从哲学，历史，经济开始，一排排看过去，一直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在河海大学，我开始逃课，因为我觉得与其上无聊的课程，不如干更有价值的事。当同学们纷纷走进枯燥的教室的时候，我爬到了图书馆的9楼去看百科全书。这个地方常常就是我一个人，寒来暑往，既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你就这样透过窗子看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

转眼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越发不能忍受河海的压抑气氛。同时我也常去当时南京高校的龙头老大——南京大学，南大在南京是不可一世的高校，姑娘也漂亮，我就在鼓楼的英语角认识一位法语系的小妹，身材纤细，长发垂腰，令人怀念。后来我想办法通过同学章祖连认识了他在南大的同学王远，王远是我要感谢的第二个人，没有他我不可能踏进南大图书馆的门槛。要知道南京大学在南京的地位如日中天，人人敬仰，我等来自其他高校的自然会把他们另眼看待。将其河海的学生，其外号也实在不雅，叫做“河海的流氓满街串”。所以，作为“流氓”中的一员，我也就常常串到南大去看看书，从河海骑车到南大要花十五分钟，穿行过狭小的街道和菜场，于是寒来暑往我就在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去南大的开架阅览室养浩然之气，从南师大到南大自然是更上了一个台阶，南大的藏书果然更为丰富。每一周，我都盼望着星期三的到来，只要去充一次电我旧不至于在河海的环境中沉沦下去。每个星期三的六点半，我会准时出现在三楼的图书室。在此之前，随便买个盒饭，就坐在南大校园的小树林里吃。冬天的晚上，我在南京的寒夜里穿过小路回到学校，我知道总会有出头之日的。这个时期在南大读的书有萨特的《词语》，铃木大拙的《禅与生活》，雅斯贝尔斯的《现代的精神状态》，房龙的《人类的艺术》，费正清的《中国和美国》，纪伯伦的散文诗以及大批的文学作品，对不起，书太多，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经常在南大图书馆向外望着黑漆漆的围墙，心情就像李敖站在台大的小桥上。南大一进门的右边就有一个书店，进了图书馆左边还有一个，我常常站着看书，有闲钱的时候也买上一两本。当时的南京还有一个三联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和欣欣一起去过，那次我们坐在楼梯中间的椅子上，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来往的客人，可惜这种悠闲的时光不再来了。当时欣欣是我心爱的情人，我为她写过十四行诗，在她生日的那天，我让他们班的外教当众宣读，想来她的同学应该记忆犹新吧。欣欣变得越来越忙，我们的道路也越走越远了。我后来虽然还一度希望可以在一起，可是双方的选择越来越不同了，缘分天注定，也许难以有什么变化了。(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到了大三，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我的心里也没底，实在是不愿意做只是为了赚钱而活着的工作（比如钢铁厂的翻译什么的），一次在校外的学雷锋活动日中（多么无聊的日子），大四的一位小姐给了我一张北大二学位的招生简章，现在看来就是这一张纸改变了我的命运，人世就是这样。我终于有了目标，既然南大的人文气氛已经让我敬仰，那么中国的头牌高校不知是何等的模样了。于是，这一年来我读书涉猎更广，又办了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总之，为了读到更多的书绞尽脑汁。我和叶果亮一起准备考研，于是结伴而行一同去南图。我们在周末一起骑车20分钟到达南图。中午在南图门前的东南大学的小饭馆里吃饭。一碗面条下肚之后，我们会去东南校园里的凳子上坐坐，一次我们过了一条街发现了一个兰州拉面馆，进去品尝了一番发现竟是平生不遇之美味，其味道之鲜比我以后在兰州本地所吃的号称最正宗的拉面还要远胜之。这一年的特训真是长进不少，发着高烧的时候也坚持读书，就象农村的孩子拚着命也要考出来一样。当时还很年轻，能拚，为了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总要尽力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啊。我常听得两首歌是根据古曲《将军令》改编的《男儿当自强》以及日本的奇才坂本龙一所作的《sayunana》。在离别的时候听《sayunana》足以令人潸然泪下。大风吹过南京城的一隅，我站在对街的阳台上，决定在这种危机的时刻倾尽全力。我不再想回到沉闷的上海(上海其实很exciting,我的意思是没有文化气氛哦)，回到我生活了12年的方圆几公里的友谊路地区。

当时担任我们翻译课教师的是吴文权，他是南大的硕士，是一个很有理想的读书人。我和他最谈得来，我常去他的小寝室去畅谈一番，我们谈到纳巴科夫的《洛莉塔》，Carson McCullers的《心灵是孤独的猎手》，他还推荐我读张承志的《心灵史》，令我倍受震撼，这真是一本奇书。从此北中国在我的心目中赫然复活。当然他还谈到翻译，他特别提到台湾翻译家乔志高所译的的Thomas Clayton Wolfe的《天使望故乡》，这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可是在当时的南京已经见不到了，后来的一天我在北大的美加中心见到了原书，想到这些年来的求索终于有了些许的回报,这个小小的梦想也能够实现，一时百感交集。现在吴文权已经和他的太太去了德国，也杳无音讯了。（后来在耶鲁，又看到了乔志高在海外出版的其他文集）

别来还无恙，那年少轻狂，却让岁月背叛。流转的时光，照一脸苍凉，再也来不及遗忘，两个人，闹哄一场，一个人，地老天荒，聚少离多的纠缠，祝福是唯一的答案。谁能够想象，眉毛那么短，天涯却那么长，离合中荡漾，红尘里飞扬，回头已经赶不上，灯火阑珊的彼岸，我以为你就是答案。

——半生缘

96年底的时候，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我要去北大考试了。真的有背水一战的感觉，因为河海的一些老师，认为我不上他们的课，又狂看杂书，是典型的叛逆分子。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爸妈怕我冷，还给我特意买了羽绒服寄过来。记得刚穿上的时候，手脚特笨，拉不上，还是在麦当劳的门口，欣欣帮我来上的。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出发了，第一次过黄河，来到北方。有人大的同学在北大接应，所以还算顺利。走在北大的校园里，心里很激动，感觉像朝圣一样。觉得身边走来走去的这批人，都不简单。96年底的北大，还有些老建筑没拆，我还恰恰看了最后一眼。当时的北京，有几天漫天风雪，冷得很。考试的时候我就坐在第一排。看榜的时候那份紧张就不用说了。但终于还是通过了。真是很高兴。来到北大之前自然还有许多波折和伤心事，也就不一一细说了。离开河海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欣欣分别回来，一路上泪珠不断滚落，最后躺在大阳台上的时候（夏天大家都到屋顶的阳台上去睡觉），看着星空，听着齐秦忧伤的情歌，就这样渡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到北大之前，我就预感到我十分适应这种环境，果然如此，我就像江河之归于大海，一头扎进了北大的图书馆中。以我长期运用图书馆的功力很快就熟悉了整个系统，这两年读的书更是天南海北，无所不包，正应了徐文长的那副对联：两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在北大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从后往前看，至少使你接近了一流的学术，至少你可以见到一批真正的学者，知道了什么是学问的雏形，而且北大的图书馆全国一流，相当是一个优秀的咨询中心。新馆开张的那天，我是第一批进入的读者，在大阅览室里，连个桌子都要两三千块，这年头能看到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抱负的学生可以在这里开始它们漫长的学术之旅。两年下来，我大概借过八百多本书。常常美滋滋的在阅览室里泡着，经过这种学术的熏陶，我更加热爱文科，更加醉心于艺术。很遗憾，我在课堂上实在学不到什麽。这六年来，我一直是自己培养自己。在北大，我终于不用为了几本书长途奔波，这对我来说是难得的幸福，可惜我看到许多科班的北大学生几年下来读书之少令我都为他感到汗颜。图书馆往往在学期末才客满，而自习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许多人的学习中心。

不过我不管这些，一个劲地往馆里钻。这其中还有许多趣事，现在没有时间，我会慢慢地加进来。总之我读得越多，一种觉醒的念头便一日日地成长起来。对人生如梦的感受越来越强烈，但是它所导致的并不是负面的效应，而是更为强烈的一种将每分每秒发挥到极限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人对樱花的态度。在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中引了一首镰仓时代小诗：“弓折矢已尽，大难临头时，无报懦夫志，射敌不为迟”。对待生存实在是要拿出这种决心的。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对我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包括：波兰斯基的电影《苦月亮》，杜拉斯的《情人》，张爱玲的《半生缘》，日本的俳句，唐宋的诗词，李敖的《我将归来开放》，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基斯洛夫斯基的《红》，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香港的影片《客途秋恨》等等。（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因为接受了胡适的说法“识得人生如梦,但是只有这么一个做梦的机会，和不做一个轰轰烈烈的梦？”，对于这段话的看法，我在以后当然又有了改变。）

97年我在北大门口的风入松书店里看完了吴咏慧的《哈佛琐记》，对这种自由的学术气氛很是向往。但是现在想起来，考研实在是个错误，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想起政治这种无聊的考试就恶心。我发现正规的学科如政治，哲学等都被我国的无聊教育体制搞臭了，一些人想必至死都会对这两门学科抱有偏见。我虽然专业课考了第一，但是政治却没过。要不是为了北大图书馆，我才不会这样做。因此就被研究生院拒之门外。从此我对于我国的教育体制彻底地失去了信心。我知道有一天我终于还会重返校门，但不会是在中国了（后来终于去了耶鲁）。我想起当年梁漱溟欲进北大而不得，但是蔡元培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他说：“既然他考不进我们北大，那么我们就聘他做教授吧。”这最后一句话想必会让今日在各个层次混饭吃的教育官员气得吐血。今日又哪里去找这样的度量呢？（后来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可以改成，既然去不了北大，就去耶鲁吧。）

面对虚伪的学术，我无话可说，愤而去找了个工作，在中国国际展览公司当了一个项目经理。可笑的是白天我干着和自己的兴趣毫不相干的事，和同事说着不痛不痒的话，晚上却还要研究学术欣赏文艺。这真是一段灵肉分离的日子。同时我还在翻译一本书，所以真的是孤独而又苦闷的日子。不过这段经历让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事业也许和人文学科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上天让我随时俗而沉浮，而我却把它预设的道路扳了会来，毅然走自己的路。（可见我写的《精神家园与世俗生活》）

现在（2000年）我坐在租来的房子里，每天听着城市的喧嚣，觉得无常才是世界的常态。我在国家图书馆办了四个证，在2000万册图书，2万张唱片，1万盘录像带和VCD中不断地锤炼自己的艺术修养。胡适曾经说“福不唐捐”，今日的努力必定会在后日发扬光大。也许就像李敖的诗句所说：“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王翔

2000年12月24日星期日

本文是两年以前在很紧张的极端情况下写出来的，后来终于去了耶鲁。虽然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但不能说本文就没有了价值。就如同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7年了，但是抗战的各种文史资料依然为我们保存了过去的 烽火岁月。

“众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籍此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全诗见结尾之处)


我对文科的学习愈加深入，对它的热爱也就更为深挚热烈，同时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和苦闷也就随之而来了。渐渐地我发觉自己的世界更加远离了喧嚣的人群，可以倾谈的朋友也日渐稀少。以我对文科的一往深情，却不得不暂时托生于浮世，混迹于一个平庸的时代，我虽不能埋怨时道世命，也感到这是我生命中的危急存亡之秋，确定生存的方向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商业社会的生活，我想自己也不会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天命，过去的白天和黑夜我都深深地体会到张承志在东京街头勃然大怒的原因。我逐渐成了一失去家园的人，蔡琰在《胡笳十八拍》中有诗为证：“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我想我们这批未成气候的人虽然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在一个世俗的功利社会却少有畅所欲言的机会。就如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 》中所写 ：“ …一年以来，我有件最感苦痛的事情：就 每逢和人辩论的时候，有许多话说不出来——对着那种人说不出来；——就是说出来了，他依然不管我说，专说他的，我依然不管他说，专说我的，弄来弄去，总是打不清的官司。我既然感着痛苦，就要想出条可以接近的办法；又从这里想到现在所以不能接近的原因。照我考求所得，有两件事是根本问题 —是一 切问题的根本，是使我们所以为我们，他们所以为他们，使他们不能为我们，我们不能为他们的原动力：第一、是思想方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

我想这位前台大校长的一番话说明了一个问题：虽然一部分文科知识分子以社会批判为己任，以探索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前沿为精神的归依，以大学为其灵魂的伴侣，以理想与自由为生命的底线，尽管这些观念在我辈性情中人看来已经是常识，但是他们所热爱的世界却无法得到金钱社会的认同。他们在相对自由的校园里还有机会成为闯将和斗士，但在为稻粮谋的功利世界里，他们的梦魂所系只能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玄想。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为我和许多人之间交流的禁区，尽管我内心深处的火山早已猛烈地爆发了。在多数时候，我只能按捺住这股激流，学会了沉默。但这种有口难言的假面生活使我认识到异化的可悲，一个人卑微的生命面临着世俗压力的考验，动摆于五斗米与象牙塔之间，内心的极度不安逼迫我做出抉择。终于有一天在国家图书馆重读了陈寅恪所撰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这篇文字使我义无返顾下定了决心弃工作而取自由，踏上“the Road not Taken”。我愿意引碑文中的这段话和有志于求的同道中人印证：“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尔，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思想，一姓之兴亡。”

如果有人会以真诚之心问我，为什么我要选择人文和艺术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为什么一息尚存就要摆脱随波逐流的生活，为什么宁愿放弃既得利益而置生活于不定的险境。尽管我知道这将是一个不可言传，直指人心的答案用文字不一定能取得理解和认同，但是仍然有必要尽力给予回答。

我们都不是生来觉悟的人，没有佛陀“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慧根，但是我们都有机会摆脱模糊一团的生活而拨云见日。雨果在140年前就写到：“人类真正的区别在于有些人生活在光明之中，而有些人却偷生于黑暗。我们的目标必定是减少后者的数量而增加前者的数量，这也就是我们需要教育和知识的缘故”我坚信不懈的读书生活必将改变命运，塑造深沉自由的人格，使一个生命看穿五洲九界的浊世，体验到俗世外清澈的激情，而不是执著于一时一地的快乐。但是在大学里，包括名牌的院校，我很遗憾的看到，为求分数和名次而专营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以读书求觉悟的人仍属凤毛麟角。学府内尚且如此，墙外的世界可想而知。就个人经验而言，理性的成长和觉悟的降临是我生命中的分水岭，一前一后，洗心革面，叛若两人。精神的觉醒刺激着人格的深处，使你一夜之间摧枯拉朽一般地抛却了往日教育所遗留下的精神垃圾，走上了一条“壮志新来与昔殊”的不归路。张承志在奇《离别西海固中写下了这种启示：“西海固 ,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真纯的意义？挑剔和犹豫一眨眼便过去了。我开始呼喊，开始宣传，我满脸都蒙上了兴奋激动造成的皱纹。静夜五更，我独醒着，让一颗腔中的心在火焰中反复灼烤焚烧。心累极了，命在消耗，但是我有描述不出的喜悦”。

我想文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让人摆脱无明以取得正信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发展内心的世界，求得性灵的自由与创造的极乐。出生于一时一地，局限于家庭学校和社会，碌碌千万人皆被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所困饶, 在如梦的浮生中迎送往来，但是似乎依靠了神迹一部分人终于在关键的时刻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呼唤，挣脱困厄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是何等的意义！荷尔德林(Holderlin)在《帕特莫斯》中写到“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乡。”我想生而为人，都会在不同的时刻追寻着自己的“故乡”，以解脱无尽的失意和忧伤。尽管此生的梦想几经波折，仍然壮志未酬。但我始终抱定必胜的信念，有朝一日可以像高更(Paul Gauguin)一样在船舷上遥望塔希提岛；像平山郁夫（Hirayama Ikuo）一样画出“辉煌的藤原京大殿”，像常书鸿先生一样能够归骨于“雪中的莫高窟”， 这种曾经和美好的事物共命运的高峰体验，会时刻提醒你在世俗社生活之外仍有广阔的天地足以驰骋梦想。我永远不能忘记大二的时候站在图书馆外灿烂的阳光下，心中涌现出辽远的历史画卷，一种觉悟的激情燃遍全身，这种穿行于时光之流，不舍昼夜的读书生活使我觉得一年的光阴象是漫长的一千年。这种长时间的思想磨练和文化浸润，终于使得理想变得刻骨铭心，成为一生的方向。

王小波先生在《关于伟大一族》一文中提到：“ 刚回国时，我带过的那些学生起码有一半属于伟大一族，因为他们眼睛里闪烁着梦想的光芒。谁是、谁不是这一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一 族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将来也许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掉？”伟大一族虽然没有灭绝，但我也绝不敢说它增加了。只不过今日的社会，今日的校园越来越不鼓励一个人成为“伟大一族”，要成为这样眼里有光芒的人，无奈只能 “把剑凄然望，无人招归舟”， 他们不一定能够随心所欲，却时常要为自己落寞的精神家园杀出一条血路，铃木大拙先生师从今北洪川禅师，22岁开悟后远渡美国，至此开拓了一方世界。我想他的精神奥德赛之旅一定遍尝辛酸，果他然在《禅与生活》中写到：“所有伟大的艺术家宗教领袖和社会改革家，都是经过勇敢奋斗，经常伤心落泪的剧烈挣扎而产生出来的。”深有所感的朋友看到这里想必也会因为触动往昔的挣扎之路而泫然泪下。五年前我为内心的苦闷寻找解脱，在图书馆里上下求索，第一次读到了以上的文字，心境正如窗外凄凉的夜色，当下几乎不能自控。

青春岁月是人之坎坷一生中的最关键的时代，如果不能够抓住这个找到方向的机会，人生的悲剧往往也就由此开端。尽管你春秋颇富，也可以暂时充当理想青年，但是由于世俗生活已经在不远处虎视眈眈，一个沸腾的生命难免不会凋谢。我的意义并不在于全盘否认世俗生活，毕竟它是多数人的道路。不过我和两百年来目睹其巨变的思想家一样觉得它走上了异化的发展道路，一种机械化的行为和赢利的动机组成了一个普遍缺少人性化的世界，在这里率性而行和实现真我是异端和奢侈的举动，虚伪的人生比比皆是。尽管可以把忙碌误解为充实，但是一旦停下手边的工作，压力，无聊，空虚感就涌上心头，于是放纵就成了精神的麻醉剂。其实法兰克福学派的深识远见之士早已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商业社会的弊端，他们的论述发自肺腑，深刻透彻，本不需我在此赘言，只可惜有心者对此早就热血沸腾，醍醐灌顶，无意者却一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

有时候和旁人谈起他们的生活，发现尽管他们对目前的际遇不满，而且也曾经为理想而激动，却全然无力迈出改变的第一步。我知道因为有物质利益的束缚，世俗观念的禁锢，有些人只能舍弃了自由，全然不知它的价值。但是，仔细一想，你会察觉，他们的一贯想法就是委曲求全，随波逐流，四平八稳，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成全自己的理想。或许因为一直都是随波逐流的人，他们也就从来没有机会找到一个明确的理想，当然社会的需要有时很快就为他定夺了理想，他于是再也来不及听从内心最深处的呼唤。他们常叹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慨叹之余，青春也就烟消云散，理想立刻变成了票子，车子，房子。一想到人之宝贵的一生就这样交付于外物之手，我就不寒而栗，耳边仿佛听见了无常在黑暗中的笑声。

自心灵的觉悟以来，理想和世俗这“两种力量”就展开了对我们内心世界的激烈争夺。由于世俗和幻灭的力量异常强大，我眼睁睁得看到平庸与卑微成为许多人生命的定义，难道人可以忍受如此没有诗意和自由不敢放声高歌的生活？但是自由主义的信念却不允许我这样评价他人的选择，我只有权作出自己的抉择。日谚说得好：“欲问大和魂何在？且看野樱向阳开。”实际上所谓人生也就是几十年的光阴，但我知道，如果只是活着, 而没有生活, 那么我的一生将没有幸福；如果只是衣食无忧，却失去了自由，那么我的一生将没有意义；如果无缘亲炙伟大的理想，体会艺术中的不朽，那么我的一生就如同虚度。

六年来，社科和人文的追求已经成为我的血肉，我涕泪交淋却不知道该怎样向旁人讲述它的可贵，我深知在两种力量的争夺中生命之花终于怒放，也明白了选择自由和梦想，听从内心呼唤的人是选择了一条接近神的道路。尽管也目睹和感受了学界的迂腐和脱离实际的一面，但终于知道了自己生命的方向，是殚精竭虑地做一个智识分子。以人文主义斗士萨伊德的话来说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和兴趣在于更远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要殚精竭虑地去做是因为在世风之下这实在是一个逆流而上的抉择。杜维明也承认现代中国的智识分子的确不易，无论是社会风气的腐蚀，政治权势的局限，或经济结构的压迫都会使一个本来胸怀大志的读书人，物化为一个酸气十足的躯壳。我时常回忆两年前在西北度过的火红夏日，留恋朝霞映照远方山峦的苍茫时刻，瞬息间两年乃至25年的光阴就如梦中的一声叹息一样过去了，一想到萨冈（Francoise Sagan）19岁就写出了《你好，忧愁！》；胡适27岁就回国做北大的教授，我就觉得年华虚度, 已经愧对了自己的青云之志。 每当夕阳落照，大风吹过山岗，我仿佛又梦回了激情焚身的岁月，更坚定了追求自由的信念。时在今日，虽然不能说曾经沧海，但已经飞度关山，我想这种感觉就象河上肇所说的“终于找到了归宿，回头一望，已经越过了多少河山。”

2000年3月25日星期六

王翔

（海子的这首诗我一直非常地喜欢，富有气势和张力，如同理想主义的挽歌。

                祖国(或以梦为马)   

                   作者：海子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和物质的短暂情人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

　　万人都要将火熄灭 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籍次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此火为大 祖国的语言和乱石投筑的梁山城寨
　　以梦为上的敦煌——那七月也会寒冷的骨骼
　　如白雪的柴和坚硬的条条白雪 横方在众神之山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投入此火 这三者是囚禁我的灯盏吐出光辉

　　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 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将牢底坐穿

　　众神创造物中只有我最易朽
　　带着不可抗拒的死亡的遗度
　　只有粮食是我的珍爱 我将她紧紧抱住
　　抱住她在故乡生儿育女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也愿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
　　守望平静的家园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
　　我年华虚度 空有一身疲倦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岁月易逝 一滴不剩 水滴中有一匹马儿一命归天

　　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
　　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 和周天子的雪山 天马
　　赐踏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选择永恒的事业

　　我的事业 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
　　他从古到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太阳是我的名字
　　太阳是我的一生
　　太阳的山顶埋葬 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
　　骑着五千年凤凰和名字叫"马"的龙——我必将失败
　　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

 

 

以学术为专业
�敚敵录斡� 撰
�敚�
�敚斠弧⒀�术工作主要是解读文本，什么是文本，为什么要解读文本，单纯的解读技术；
�敚敹�、扩展意义上的学术，哲学特别和学术有关，制作文本，伪学术；　
�敚斎�、学术的地位，怎样从事学术工作，宗教，学术与思想，艺术与哲学的不同文本性质。
�敚�
�敚�
�敚斠�
�敚� 学术工作主要是解读文本。为了强调，可以说，学术工作主要是依靠某种技术来解读文本，不过，按照我的“解读”和“文本”的理解，“依靠某种技术”这个短语是重复的。

�敚斒裁词俏谋灸兀吭谖铱矗�狭义的、典型的文本是文著，特别是哲学文著。社会组织、仪式、历史遗迹等等也是文本。远古的艺术作品也可以是文本。〔text在西文中的意义偏转，其中文译名的转变，不同的中文译名如“文字”、“课文”、“本文”、“文本”是些取向差别很大的概念，这些都是饶有趣味的话题。〕

�敚斘镏首匀皇录�不是文本。与此相应，实证科学不是学术。构成文本的是那些本身带有思想性的、反思性的东西，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表达。

�敚斘颐瞧匠５慕惶浮⒈ㄖ缴系奈恼隆⒁帐踝髌罚�一般都不是文本。文本是那些需要解读的东西，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某种技术才能读懂的东西。我可以把文本比作外语，或古文，我直接读不懂，或不大读得懂，需要翻译过来。学术工作就像翻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两个特点，一是时空的间隔，报纸上的文章不是典型的文本，论语和周礼是。二是缺少直观，东非的史前雕塑虽然可以作为文本来解读，但与文著相比，就不是典型的文本，因为我们无需任何技术就有直观上的理解。不消说，能够直接读懂和不能直接读懂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但两者大致有别。

�敚斏窕啊⒁鞘降鹊龋�对于人类学家，是最重要的文本，对于生活在那个神话传统之中，认真奉行那些仪式的人民来说则不是文本。

�敚斀舛廖谋拘枰�技术，是件麻烦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去解读文本？聊聊天，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剧，不也挺好的吗？有人问一个登山家为什么要去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回答说：因为它在那儿。文本在那儿，有一个遥远的生活世界凝固在里面。重新展开那个生活世界，以使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有所参照，是一项诱人的事业。没有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现实会是相当狭窄的。简单说，解读诗三百，解读周礼，解读神话，给我们带来了想像力，扩大了生活空间。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通过解读明清之际的典籍诗文，向我们重新展开了一个生活世界。和初民的生活形态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近两三千年的所谓开化时代或文明时代，一个特征就是解读文本，人们在诸多世界的互相参照中理解现实。

�敚敶邮卵�术的本意是要通过解读文本让凝练在文本中的生活形态和思想重获生机。但既然解读文本需要技术，对解读技术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一项事业。从前的小学是这类工作的典型。【单纯的解读技术，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注，版本考证。所以，学术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当然，这两大部分是重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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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敚� 二

�敚� 实证研究、实证科学的理论工作、艺术创作、写一本哲学著作，这些都需要技术。信手涂画也可以是艺术活动，但画出来的一般不是作品。三思而后言、口才敏捷、能歌善舞，都不产生作品，它们是直接生活的一部分。作品一般是指借助某种技术产生出来的果实。作品包含技术，因此创造作品和学术工作有共通之处。在相似的意义上，实证科学的理论建设工作可视作广义的学术工作。

�敚敳还�，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同于解读的技术，建筑师需要大量的技术才能设计出一座大厦，但我们无需学习技术就能欣赏它、品评它。古典艺术家都是技术巨匠，但古典作品多半不需要解读的技术。我们应当在原则上区分创造作品所需要的技术和解读文本所需要的技术。好的小说作家多半不是个学术专家，他依赖于对人生的观察、思考、探究，同时掌握写作的技巧。创造作品的技术不叫学术，而叫艺术。

�敚斨匾�文本本身多半不是学术工作的结果，《诗经》、《庄子》、《前赤壁赋》、《人权宣言》。【《金瓶梅》、《静静的顿河》，不过，哲学或其他作品要成形，要寻找公共语言，就需要一定量的学术工作。中国传统思想家和大多数西方思想家同时是学者、学问家，这和犹太人垄断医生职业不同。】各种类型的作品和解读文本的关系有的紧密些有的松散些。很少见哪一本哲学著作和解读前人的文本没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哲学的核心部分不能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要借助哲学史上的概念。哲学史上的概念又不同于实证科学的技术性概念，前者的意义是由其历史承传规定的，后者的意义则依赖于实证检验。〕【我们一面思考那些来自直接生活世界的事情，一面和各种学说各种概念联系起来。为什么非要联系？为什么不完全采用自然语言？这是因为，哲学语言本来就是一种正在被使用的语言，长期实践表明它适合于谈论哲学问题即谈论对直接生活的反省层面。那些被认作我独特的东西通常不那么独特，至少在成象的意义上不那么独特，你看见红颜色他也看见红颜色，而你在哲学层面上的成象却是很独特的，恰恰由于这种独特性，我们理解起来有困难，所以需要建设公共语言，在能够使用公共语言的时候就使用公共语言，以便我们了解那些你独特的话语方式。从外在方面说，学术提供了某种考试，如果你在公共可理解的事情上做得不错，那么我将会有兴趣阅读你独特的话语。――否则我不愿冒险浪费时间去读那些那么不容易读懂的东西。公共语言的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限制。例如资产阶级、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等等，我能够听懂，仍然要说它们不是适当的表达方式，是错误用语、概念内容不清楚等等。当然我们都用现代话说话，辨别哪些使用着的语词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差的，是一种重要的才能。陈宜升很善于把暧昧的东西表达清楚，但在这一点上不足。】但各个哲学家和解读文本的关系也不一样，例如海德格尔和伽达默更多借助于解读文本，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就不是。

�敚斢氪讼嘤Γ�哲学文著的文本性一般比艺术作品的文本性强。但是，从创造者的本意看，他都是在创造作品，而不是创造文本。哪怕他锁定的受众只是一个小圈子，他也是要在这个小圈子里争取直接的理解，激起直接的对话。从听众一方面来说，深刻的阅读习惯、广泛的教养等等都有助于他理解作品，但他却不需要作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哲学著作要求读者有很高的理解力，还要有耐心等等，并且，由于上面谈到的概念的历史性，还要求一定的学术准备。】

�敚數�现在的风尚是把当代作品也视作文本。这也许是对作品本性的扭曲，也许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深刻转变。究竟怎样理解这种转变，有待高人指点。但有一点看来是明显的，那就是现在的学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这种转变。学术是文学院的raison d’etre，〔创作不一定需要学院学习，只是在学术有益于创作的程度和案例中创作者进学院才是有益的，〕只有把作品视作文本，教授才获得理解作品的权威性。按传统的艺术作品的标准来看，同时代的艺术、诗歌、电影，交织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没有文本性质，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就能读懂它们。我自己觉得现在的好作品仍是这样，而一些新锐文学艺术评论家则极端过度地夸张了它们的文本性质。据我看，这是当代伪学术的一个来源，也是伪学术为害最烈的领域之一。本来我们可以在一个远为平实也远为有趣的界面上来参与艺术作品的讨论，使艺术作品和生活结合得紧密得多，但如果不把关于作品的讨论弄得很学术化，怎么对得起教授的头衔，怎么对得起庄严的大学课堂呢？仿佛无论你怎样真诚地感受认真地思索，只要没有他们的那套学术训练，你就听不懂一个曲子，看不懂一部电影，只揆诸常情常理，就不配参与艺术和思想的讨论。也许，当代作品原不该放在学院里研究，倒不是因为它们不够重要，还不够学院研究的资格，而是因为教授们并不是这些作品的优选受众。即使由于种种复杂的缘由不得不把这些作品也视作学院功课，我们也应明了它们不是典型的文本，避免用划一的“学术标准”来控制研读探讨。

�敚敶蟾藕桶炎髌返弊魑谋纠唇舛恋姆缟邢嘤Γ�当代艺术家中也出现一种风尚，那就是把作品当作文本来制作，就是说，在产生作品的时候，就把它弄得不能直接被理解、被读懂，而需要某种技术才能解读。艺术家似乎不是在为他的朋友创作，而是在为艺术史创作。这一转变的深层机制我不甚了然，但直接的感觉是，艺术创作的文本化是很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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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敚� 三

�敚斣谝桓鋈险胬砦�前定的传统里，学术就成为寻求真理的主要场所。【主要的精神活动，或真理发生的场所。】今人不再持这种真理观，学术的地位在今天也随之衰落了。〔同时也把实证科学理论、一般哲学作品之类收进学术的范围，以弥补损失、扩张学术的声势。〕如果说，即使在往昔学术也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现在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更深的定力，乃至前辈学术大师常以宗教感情来比从事学术所需要的“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韦伯语〕。决心从事学术的青年常以此自励。歌德曾说，谁从事科学和艺术，也就有了宗教。如果他说得对，学术就不只是像宗教，它本来就是一种宗教。但我们也无须一味往神圣高尚的方面去理解宗教感情，在韦伯那里，尤其在歌德那里，作为科学和艺术的宗教，不同于因为没有科学和艺术而“需要”的宗教。从事科学和艺术，无论做得怎样高尚高深，都不要做成牺牲状，因为那无益于学术，因为从事学术的人像从事其他事业的人一样，首先觉得他的事业有兴趣，好玩。

�敚斎艄�如我的理解那样，唯通过学术工作才能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那么无疑学术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精神活动，是文明得以丰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学术地位的衰弱，陈岸瑛说的多半对。但是对学术价值的看法，我不尽同意，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我看是极有限，甚至从根本上很可疑。比十八世纪更丰富吗？科学通过技术使群众的文娱生活丰富了——丰富了？但电视剧、电子游戏，——这里还有许多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但就个人来说，如今的青年选择学术为志业，未免会觉得清苦，朱熹那时候从事学术，也清苦，但暗中不妨希望名满朝野，时不时还真当回帝王师或副总理。何况，当今世界的其他诱惑更加纷杂，青年人眼望大千世界，难免觉得五彩缤纷，对照之下，学术生活过于清苦。不过，在这一方面，差别往往被过分夸张，等你进入了所谓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大一半缤纷的色彩都会黯淡，外交家和演员在聚光灯下神采飞扬，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时比常人还要枯燥。【任何活动都含有很多肮脏、或艰苦，等等。高尚的活动之一。】另一方面，以学术为志业，固然要作好终生清苦的准备，但高远的精神活动自有它的丰厚诱人之处，那种内心的镇定与愉悦，本来也是人心最重要的追求。【学术是一项需要高智商、刻苦努力的工作。】在我看来，有所事而持之以恒本身就是一种极重要的品格，左顾右盼、愤世骂俗、轻薄得道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敚斍嗄耆硕匝�术道路的怀疑，还有另一来源，那就是认为学术工作不过是在一堆技术里打转，远离了思想的活生生的形态，误己骗人。这样厚己薄彼，我以为在双方面都让人起疑。一方面是对学术工作有误解，把伪学术当作了学术的样本。另一方面，青年人觉得自己的思想，与骨血相连，有千钧的生力，和那些埋在书里的老朽思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青年让人羡慕，这自无话说，但说到思想的活力，青年人未免直接把自己的热情、灵感、憧憬当成了成形的思想，在一团青春激情之中，每一个思绪都变得新鲜饱满。这激情渐渐退潮之后，他多半会发现那些思绪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半无甚新意，相当苍白。而要使思想脱离了肉身仍保持潜在的活力，随时滋生新的丰满生命，其间需要大量的艰苦劳作，其清苦殊不亚于通过解读文本让凝结的思想复活。〔不妨把脱离肉身的思想设想为血浆血清，其营养曾来自肉身，但现在以一种“纯血”的形式存在，并且在适当的时候用以重新激发生命。〕

�敚斞�术和思想的关系是近年来常谈起的话题。这两个概念多半场合下并不对称，思想是到处发生的事情，学术却是少数专家的工作。在某一方面，两者又有紧密的联系：要把生活中的思想凝练为作品，多半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另一方面，学术工作的终极目的，在于让凝练在文本中的生活世界重新展现，让凝练在文本中的思想作为那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思想复活。

�敚斠桓鋈丝梢源邮卵�术工作，也可以努力创作思想作品。从事学术工作的，有人侧重于解读文本的义理，有人侧重于解读的一般技术，创作思想作品的，有人更靠近学术传统，有人离传统文本远些。这些原本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兴趣、环境等等来确定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定位描述成最为正当的一种，贬低别人的选择。如果是己非他的动机太强，会妨碍我们澄清学术、思想这些概念，因此妨碍我们反对伪学术，妨碍我们看清假充深刻的肤浅作品。多年来，伪学术泛滥，甚至令青年人对所有学术工作的产生了反感。【对学术的反感，另一部分来自伪学术，来自学术人的自以为是。陈岸瑛却似乎在论证这种轻视来自学术地位的衰落，但这本来不是应当产生反感和轻蔑的吧。】

�敚斠淮笈�伪学术是这样一些东西：掌握了一定的解读技术，但对文本中包含的思想毫无敏感，解读来解读去，程序上都符合学术标准，但没有什么思想从异域复活。在初级的学术训练中，这也许是可容忍的，但把这种东西叫作学术著作，不是成心毁人家学术的声誉吗？把这样的东西叫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纯属张冠李戴，纯学术说的是最大限度脱离了现实功利计较的学术工作，绝不是脱离了学术目的的盲目操作。这些东西也不是所谓“纯粹的技术性研究”。前面说到，学术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单纯的技术性研究，这是说，这样的研究推进／改造解读技术，这是技术增量或技术创新的工作。这种工作和把现成的解读技术拿来胡乱运作一番毫无共同之处。可惜，现在被称作“学术论著”的竟大半是这种东西。

�敚斄硪恢治毖�术是特殊的六经注我。本来，一个人发展出一套思想，愿意公之于世，满可以写一本书，告诉我们他是这样想的那样想的，可很多人偏偏要把自己的想法弄得像是孔子的思想、尼采的思想或别的谁的思想，好像是深入解读孔子和尼采达到的结论。六经注我本来可以看作是对只许注经的一种反叛姿态，但我们这个时代，你尽可以自说自话，那还何必作出注经的模样呢？因为解读出来的东西才具有学术性，而唯具有学术性的东西才是像模像样的东西。【你为什么不直接论述你理解的生命冲动，为什么要从“能在”谈起？这种“六经注我”多半是要拉大旗作虎皮的。一般地把学术论著设定为更高的品级，诱使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模仿论文的写作方式。也许有一个比较软弱的辩解，那就是先教学生从形式上学会写论文。但这又不是一种好的教法，原因在于，教师自己并不明白论文的性质，他无法区分什么时候是在教形式什么时候在教内容。你觉得海德格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帮不了多少，因为专家可能证明海德格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经常是有标准的。这种六经注我是有害的，它没有扩大我们的想像力和生活世界。一份东西还是一份东西，只是作成了两份东西的假象。】【还有一种，那就是“能在”给了你启发，你本来没有关于生命冲动的那么热情洋溢的说法，“能在”这个概念成了你一些新思想的诱因。这就是随感式的论文写作，这两个概念是否具有概念上的联系我不管，但它们具有刺激因上的联系。随感式的写作并不坏，坏是坏在把随感装扮成论文。前赤壁赋是一篇好文章，但不是学术论文。现在把文学和其他专业彻底分化了，因此，如果写的不是纯粹的散文〔朱自清荷塘月色那样的叫散文〕就必须写成论文模样，虽然那根本不是论文。】

�敚斞�术著作和思想作品有别于通俗文章。通俗文章把既有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见解传达给大众，但学术著作和思想作品是要求有新意的。【这里，听者、读者是内在构成的。想一想你是说给谁听的。】这要求你把读者设想得高明一点。学术文章须设想你的听众是专家，在他的检测中，你的解读是不是一种新的解读，它是否大致成立？【你把能在解释为“无限的生命冲动”，然后开始谈论生命冲动。你得考虑考虑，专家是否能会指出你在瞎解释。】思想作品须设想听众是有思想的人，在他听来，你道出的是不是一个新想法。不能只说“这是我的思想”，思想的独特性不在于它是你的还是他的。【只有你的情人只因为这个思想属于你而对它感兴趣，她不关心思想，她关心你这个人。】

�敚敼赜谘�术的现状以及这种状况与大学制度的孽生关系，还可以谈很多，我相信从概念上对“学术”等语作些梳理会使这一类讨论更中肯更有效。不过，要改善如今的糟糕局面，最有效的办法，还得靠有真本事的人拿出真的学术成果、真的思想作品。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美术史界逐渐形成了以“艺术的终结”、“艺术史的终结”为主题的讨论。讨论凸显了对美术史研究以20世纪前期确立起的格局和方法的程式化、体制化的不满，认为其缺乏对相关人文学科的发展态势的积极回应和有效吸收，由此纷纷以诸如“新艺术史”、“艺术史学科的危机”之名，展开了对美术史的学科边界和研究方法的反思①。对此，我国美术史学界近年来也做出了相应的评介②。然而对美术史的反思之思并非易事，一方面西方美术史学的反思着眼于美术史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整体性，而我们当下对这两点的把握并不充分；另一方面，西方美术史学反思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人文学科中诸如语言学、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和渗透，而这些理论作用于美术史的有效性及其排异反应都需要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并不能仅仅依靠美术史学科本身就能完成。

因此，把握西方“新艺术史”反抗的所谓的“旧”格局，成了我们展开反思之思的起点。从这一意义上说，邵宏的《美术史的观念》一书，应当是适时的，可以说，该书是在80年代以来以范景中主编的《美术译丛》为代表的学术期刊译介西方美术史研究成果及相关著作翻译出版的基础上完成的美术史研究整体性梳理。《美术史的观念》分上、下两编，上编通过对艺术、艺术史、天才、趣味和风格等概念作观念史的梳理，重在勾勒美术史的形成，下编通过对艺术分期、文献编纂及图像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美术史研究的不同侧面作文献史的梳理，重在呈现美术史研究的具体性。该著分别以观念和方法为脉络，依据观念史和文献史的双重视野，既强化了美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组成部分的深厚内涵，又体现了美术史作为独特学科的具体性。而以双重视野来梳理美术史学史，无疑获得了某种写作的有效性，但也掩盖了一些必须面对但又难以整合的问题，同时也隐含着当下美术史学史写作的两难境地。

 

一

 

观念史开拓者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观念史杂志》创刊号(1940)上指出：

所有历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在探求且从某种程度上在认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幸的是，在任何一个公认的历史学分支中,所有乃至最重要的既定历史结果的前因，或者所有的或最为重要的既定原因的结果，都无自然法则所限。追溯那类联系的努力止步于那些分支的任一支的边界，就此而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最具启发性的和解释性的联系中有一些将会被错过，这一点的可能性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有着较多历史影响与重要性的概念，因为它的表现多种多样而长期不为人知，构成整个理论的各部分广泛散布于历史研究的不同领域，因而没有任何一位处于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处的专家能从根本上清楚地意识到它。③

 

邵著的上编选取艺术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通过在相关人文学科中“联类通邮”的情境还原，对它们的衍义和歧义进行清理，从中揭示了相关概念和术语在不同学科上下文中翻译和使用的误读，这不仅对于美术史，而且对于文学理论，特别是我们所谓的“文艺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观念史意义上的情境还原，也使美术史作为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这一学科逻辑获得了历史具体性的支持。邵宏在《美术史的观念》的“缘起”中提到,他试图“中西打通、学科打通、专业打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术史与人文学科整体相关性的学科自觉，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我们才可以看出作者的抱负。全书都力图贯穿这条主要思路，它可视作对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的“作为人文学科的美术史”(The History of Art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这一名篇的独特理解④。这是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其细节读者通过阅读，不难体会。可以说，本书是迄今为止汉语写作西方美术史学史的最佳著作。不过，本文仍想把它放在西方美术史学史撰写的框架中考察，从而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观念史还原常常诉诸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预先设定，这种设定成为展开观念史梳理的逻辑起点，直接影响着观念把握的角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概念本身的重构。邵著第三章“艺术的概念衍变”部分，基本参考了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的“艺术的近代体系”(The Modern System of Art)⑤,由于邵宏有优秀的英语基础，又翻译过该文，他对“体系”的把握非常到位，而在西方，能与该文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塔塔科维兹(Wladyslaw Tatarkiewicz)的《六个观念的历史》(A History of Six Ideas)。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从词源学和形态学意义上对“艺术”一词作了梳理，结论也颇为相似，前者将近代艺术体系的形成笼统地归于18世纪，而后者则更加明确地把1750年视为关键之年。同时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确认巴托(Abbé Batteux)的《相同原则下的美的艺术》(Les beaux arts réduits à un même principe)是近代艺术体系形成的转折点⑥。但是如果从“模仿”(mimesis)一词加以考察,那么情形就可能大不一样了。众所周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模仿成为区别不同知识的重要尺度，文艺复兴至18世纪艺术理论的核心“诗如画”(ut pictura poesis)也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⑦，甚至巴托提出“美的艺术”仍是以模仿为尺度的，以至于《模仿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Mimesis)的作者斯蒂芬·哈利韦尔(Stephen Halliwell)坚持认为，克里斯特勒的近代艺术体系形成于18世纪这一认识是作为启蒙产物的美学本身被过度认可的一种逻辑推论，而绵延不断的模仿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所谓的近代艺术体系相吻合了⑧。塔塔科维兹将1750年视作关键之年，而非1746年巴托《相同原则下的美的艺术》的出现为界。但是巴托的观点对所谓近代艺术体系的形成无疑是决定性的，就连塔塔科维兹自己也承认，“近代艺术体系只有在巴托的书籍出版以后才被人们所普遍接受”⑨，原因可能在于1750年鲍姆加登(Baumgarten)《美学》(Aesthetica)的出版，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恰好成了哈利韦尔的观点的脚注。

类似的争论无疑反映了观念史的困境，就如政治史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观念史中的意义和理解”(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一文中所说：

 

人们深信经典理论家会对一整套“基本概念”做出论述，长期以来已经制造了许多困扰观念史研究的迷惑和在解读经典方面的谬论。但它所造成的误导却不那么容易辨别。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苛责为“一个致命的错误”，与此同时却很难否认不同的观念史研究总是运用某些相对稳定的特有语汇。只有借助某种家族相似性，我们才能确认和分辨各种不同的活动……因为，假如有某些家族相似性能够将相关活动的所有例证联系起来，那么我们首先就要领会这些相似性以便确认那一活动本身，在那些我们试图去发现的东西上如果没有某些先入之见，我们就不可能对任何这样的活动及其例证进行考察。⑩

 

或者如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认为的，观念史首先是使用源自过去的遗物去重构历史对象，然后通过其他相关学科互渗来补充，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先入之见，但是可以逐步得到修正。(11)贝维尔的观点与贡布里希的图像心理学的图式与矫正如出一辙，事实上，贡布里希的图像心理学研究确实对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2)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指出观念史方法的困境并不是想借此否定本书对诸多概念梳理的意义。观念史研究的意义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如果要以观念史的方法来构建美术史学史的史前史，就值得三思了。《美术史的观念》第一章以弗·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反复说过的“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史”一语开篇(邵宏:《美术史的观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只标注页码。),虽然作者最初似乎着力于对诸如“文论”、“诗学”、“美学”、“文艺学”及“艺术理论”的边界的交叉模糊歧义丛生现象进行清理，但最终并不在于形成什么结论，事实上也没有形成什么结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上编梳理艺术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语境，并且一定程度上倒置了弗·施莱格尔的“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史”。作者在对坊间流行的相关学科的称谓及相关术语的译法讨论后，认为“所谓‘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历史’，所说的恰恰就是‘艺术理论就是艺术观念的历史’”(第15页),将弗·施莱格尔的“艺术史”一词片面地演绎成了艺术观念史，进而在后面的展开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以艺术观念史来构建了美术史学史的史前史某些内容，或者直接将艺术观念史当作史前史。

还是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弗·施莱格尔反复说过的“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史”一语的基本内涵。作为最具原创性的浪漫主义理论家，弗·施莱格尔反复强调最好的艺术理论就是艺术史，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即根据当时文学批评中的非历史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倾向所提出的，其目的在于试图唤起对艺术历史的具体关注。他一方面将各门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全部历史视作一个秩序和整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一点上，邵宏力图“中西打通、学科打通、专业打通”来思考人文学科整体相关性与其暗合；另一方面，弗·施莱格尔着眼的关键之处在于确立某种批评的标准，将整个秩序亦即“艺术史”视作“所有积极性批评的客观法则的源泉”，并通过批评来“发现诗意的艺术作品中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弗·施莱格尔抛弃文学批评中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教条化、绝对化这一非历史主义倾向，同时又不满赫尔德(Herder)为代表持普遍宽容态度而丧失了批评标准的历史相对主义倾向，坚持回到艺术史中去寻求某种批评的标准，这种回顾不仅包括具体的艺术观念，同时也包括了丰富的艺术实践，并且在此基础上寻求批评的标准。(13)因此这与邵著中简单地将艺术史归结为艺术观念史的作法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弗·施莱格尔回溯历史是旨在得出一个批评的标准的话，那么，邵宏作观念史的还原则旨在呈现观念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将此差异视作定位的选择，但是相关认识的澄清还是必要的。

 

二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以美术观念史来构建美术史学史的史前史的合理性问题。如果根据保罗·杜罗(Paul Duro)和迈克尔·格林哈尔希(Michael Greenhalgh)的界定,“艺术史是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视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并寻求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视觉文化的应用功能和意义的一门人文科学”，(14)可能与传统艺术史研究格局不完全对应，如果将视觉文化狭义化为传统界线，即包括绘画、雕塑、建筑等造型形态在内的美术，以此来理解他们的界定，当然是有效的，那么美术史学史的界定无疑是对美术史编史形态与美术研究的历史梳理。因此，不同时代的美术观念、图像的语词阐述和逐渐走向成熟的美术史写作都应是美术史学史必须面对的，如果从美术史的写作来加以考察，那么，以文艺复兴时期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名人传》(Lives)为开端，经温克尔曼(J. J.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im Alterthums)，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走向学科意义上美术史的自觉，应该是不争之论。但是如果要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去探究西方美术史学科形成的某种基因，就不得不从美术观念与图像的语词阐述中去梳理。在这一点上邵宏的《美术史的观念》从艺术观念史的角度来展开构建，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美术观念的表达与具体的美术作品的阐述并不是一回事，美术史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不仅在于其丰富多变的艺术观念,更在于其自瓦萨里以来的具体撰写行为，恰恰是通过具体的、特别是历史性的撰写,构成了美术史学科的基本内容。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考察，那么，从古希腊至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美术史学史的史前时期存在着大量以语词来阐述或描述图像的文字，对于这些文字的解读无疑是史前史不可回避的，而这些相关文字主要集中在西方的“艺格敷词”(ekphrasis)(15)传统之中。

ekphrasis在希腊文中表示“说出、告知或者充分地描述”，最初用来指那些以语词来实现的各类栩栩如生的描述。(16)在古典修辞学的发展中，它逐渐被总结为一种独特的修辞术，并在修辞学教学中作为入门内容。在公元2世纪前后流行着四种希腊文《修辞初阶》(Progymnasmata),分别归在西昂(Theon)、赫莫杰尼斯(Hermogenes)、阿夫索尼乌斯(Aphthonius)和尼古劳斯(Nicolaus)名下。(17)根据赫莫杰尼斯的《修辞初阶》解释,“艺格敷词是一种带有细部的说明,它是可见的,也就是说将某物以显现的样子呈现于眼前。艺格敷词涉及人物、行动、时间、地点、原因及其他许多事物……艺格敷词的特殊品质是清晰与可见”。(18)尽管在赫莫杰尼斯的解释中，“艺格敷词”一词可以涵盖所有对象的描述，但是由于谈及这种手法时常常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对阿基里斯之盾的描述为例，后来逐渐专门化为对图像再现的语词再现。这种修辞手法直接影响了拉丁文传统，同时也通过希腊语学者渗透到了拜占庭的具体写作之中，由此形成了卢奇安(Lucian)、阿普列乌斯(Apuleius)、卡利斯特拉托斯(Callistratos)和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祖孙为代表以艺格敷词为手段对大量艺术作品的描述,以及在拜占庭出现了一些对大教堂作具体描述的艺格敷词,特别是后者又通过拜占庭学者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传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艺术的描述写作之中。(19)虽然艺格敷词以语词来再现图像，其着力点仍在于语词描述的生动逼真，完全可视其为修辞学的追求，但是作为一种关乎图像的写作定位,不可避免直接影响着美术史的写作形态,而且这种影响也逐渐为美术史学界所认识。阿尔珀斯(Svetlana Leontief Alpers)的“瓦萨里《名人传》的艺格敷词与审美理论”(Ekphrasis and Aesthetic Attitudes in Vasari’s Lives)(20)和卡里尔(David Carrier)的“艺格敷词与阐释：美术史写作的两种模式”(Ekphrasis and Interpretation: Two Models of Art History Writing)(21)这两篇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无疑都是以承认存在艺格敷词传统为前提的。

然而由艺格敷词所引出的问题并不简单，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待艺格敷词的态度非常驳杂，大体上存在两种全然不同的定位，一种是简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美术史领域，基本将艺格敷词视作过去时，特指文艺复兴时期以前以语词对图像的再现，以菲洛斯特拉托斯祖孙的《画记》(Eikones)和拜占庭时期关于教堂建筑的一些文字描述为代表，由于真实对象的消佚毁灭，这些艺格敷词成了还原历史真相可供参照的原始资料，甚至成了考古学家手中的客观依据。(22)另一种是泛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基本将艺格敷词视为创作的文类，即从修辞学中对图像的逼真再现这一定位出发，将自荷马史诗直至当代关于图像的诗歌全都视作艺格敷词，在此意义上艺格敷词就是读图诗，而且这种倾向仍有扩张之势，波及到小说、戏剧等叙事性文体,甚至发展成作为创作原则的艺格敷词诗学，如美国文艺理论家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试图将艺格敷词理论化为诗学原则的基本内核。(23)艺格敷词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美术史学史在处理其史前史时的矛盾，一方面大量的艺术观念最初都源于修辞学的讨论，使得这一时期的梳理往往与诗学、美学相重合,这是由于自古希腊以来美术作为体力劳动的从属地位，被视为缺乏必要的智性成分，而不为人所专论，现在能够梳理出来的有些关于绘画或雕塑的论述，完全是为了确立诗学的合理性所作的注解：另一方面是存在着许多有待梳理的艺格敷词，事实上这部分内容才是真正关乎具体美术作品的，但是常常会限于无法查证的文献读解之中，同时也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如果将艺格敷词看作语词对图像的再现，那么自瓦萨里以来的很多美术史的写作是否是艺格敷词，就成了一个更令人困惑的抉择，且美术史家还不能不顾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之盾、济慈的《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到20世纪美国诗人阿什贝利(Ashbery)根据手法主义画家帕米贾尼诺(Francesco Parmigianino)的作品创作的《凸镜中的自画像》(Self�睵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等大量诗歌的存在。

 

或许正因为如此，目前所能看到主要的西方美术史学史，无论是库尔特曼(U.Kultermann)德文本的《美术史学史》(Geschichte der Kunstgeschichte)、巴赞(G. Bazin)法文本的《从瓦萨里到我们时代的美术史学史》(Histoire de l’histoire de l’art de Vasari à nos jours),还是迈纳(Vernon Hyde Minor)英文本的《美术史的历史》(Art History’s History)，他们的写作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展开，这自然与文艺复兴时代瓦萨里《名人传》的出现直接相关，是否在试图回避艺格敷词的界定所带来的麻烦，就无从知晓了。对应于邵著来说，上编的某些篇章虽然试图作史前史的探求，其结果还是艺术理论史的一种重写。

 

三

 

如果就美术史形状的具体性而言，邵著的下编应是重点所在。关于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的著作很多，细加梳理，大体存在着三种写作模式：第一种是文献史模式。贡布里希的《艺术文献》一文，概述了不同时期重要的美术史文献，虽然简短，却极为精到，可视作此类写作模式的代表，如果将相关原典汇编成册也考虑在内，那么施洛塞尔所编的《艺术文献》就具有独特的意义，而克莱因鲍尔(W. Eugene Kleinbauer)的《西方美术史的现代透视》(Modern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Art History)和菲尔尼(Eric Fernie)的《美术史及其方法》(Art History and its Methods)两书在文选前均加上了导论，可以说是配合文献所作的导读。第二种是人物史模式。如果说美术史是艺术家的历史，那么美术史学史就是美术史家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以人物为线索来构建美术史学史就非常自然了,这种模式的代表是库尔特曼的《美术史学史》，该书的英文增补本，详尽地罗列了自瓦萨里以来的重要美术史家。第三种是专题史模式。以波德罗(Michael Podro)的《批评的美术史家》(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为代表,该书虽然也是以人物为线索，但其内容还是试图论述德语美术史学从黑格尔至潘诺夫斯基的内在理路，能够归入这一模式的著述很多,比如布拉什(Kathryn Brush)的《美术史的形成》(The Shaping of Art History)，专门讨论上个世纪之交美术史学科走向自觉时期的重要人物弗格(Wilhelm V�塯e)和戈尔德施米特(Adolph Goldschmidt)。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为了梳理的方便，事实上许多著述都是综合使用各种写作模式，如迈纳的《美术史的历史》，既突出重要美术史家的意义，又兼顾具体问题的讨论。如果将邵宏的《美术史的观念》放置在这样一个上下文中，那么我们可以说邵著的下编是以美术史的研究方法为线索展开的文献史梳理，这种梳理在展示美术史相关问题研究的丰富性上，是不可否认的，这里姑且不论邵著下编所归纳的几种方法是否合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消解了美术史学科的动态性。《美术史的观念》在掌握大量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着力于勾勒美术史的研究格局，但是由于为了满足于方法角度的梳理，致使将许多不同层面不同水平的研究成果放置在同一平面上加以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术史学科发展的动态性。事实上，美术史学科的确立，并且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赖于一些关键人物的开拓，正是瓦萨里、温克尔曼、李格尔、沃尔夫林、瓦尔堡、潘诺夫斯基和贡布里希等美术史家，构建起了美术史学科不同时期不同特点的动态发展。人物史的写作模式虽然比较刻板，但在体现动态性这一点上，无疑是可以借鉴的，换言之，邵著有见林不见树之憾，虽然这些人物在该著中都着力展开，但由于他们被置于具体方法的相同平面上，致使他们在美术史学科在确立与自觉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第二，抹消了同一方法内的多样性。邵著下编以方法为线索，本应具有对美术史的具体研究方法作整体思考的空，但实际上作者为了突出具体方法的有效性,以至于梳理成了相关角度研究成果的一种汇总。就邵著所选定讨论的诸种方法来说，作者遗漏了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虽然形式分析具有重要的观念内涵，是风格理论的核心所在，但就美术史的具体实践来说，形式分析是美术史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重点所在，下编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而且，由于同一方法作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的多样性似乎得以呈现，内容虽然丰富，但其梳理往往流于表面，同一方法内部的多样性，同一方法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及其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的后果，并没有在方法论上加以深究，不同方法之间的交叉互用这一为美术史家所擅长的特点也没有得到有效体现。

第三,忽略了新旧美术史的差异性。本文开头提到西方美术史学界对20世纪初确立起来的美术史学科机制的不满，用哈里斯(Jonathan Harris)的说法，就是新旧美术史的不同。(24)如果从这种思路来把握《美术史的观念》一书，那么作者对美术史学史的梳理无疑是致力于美术史学科偏于传统的一面，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认为《美术史的观念》对于我国美术史学界来说是非常适时的。但是该书将布赖森(Norman Bryson)、T·J·克拉克(T. J. Clark)等竭力反思传统美术史学科、代表着某种新倾向的人，简单地纳入到相关的篇章中作文献的罗列，这一具体做法，恰恰遮蔽了我们当下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即新旧美术史学的差异。就如普莱茨奥斯(Donald Preziosi)所说,“许多美术史家和批评家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较早的现代主义时期形成的美术史学科基础和支撑性假设，与当前对再现和历史主义的后现代批评理论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矛盾性”。(25)这种矛盾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术史学科的某种危机意识。

当然，《美术史的观念》通过文献史的策略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新旧美术史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出了美术史学史写作中面临的当下困惑，即如何将由人文学科的新发展影响下美术史研究对象、方法和取向的变迁与它们所反思批判的所谓体制化的美术史研究旧格局整合起来，如果联系前面关于史学史的史前史梳理的困惑，可以说当下美术史学史写作陷于一个特殊的两难之中。邵宏试图以“中西打通、学科打通、专业打通”来还原美术史学科的人文情境，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以学科界线为归途，一如邵宏所说，“尽管我‘三打通’的幻想在文学理论系列强大的专业壁垒面前破灭，但我坚信人文学科的整体结构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个存在千年的事实。面对这么一个已然的事实，任何狭隘的专业壁垒都是作茧自缚的虚弱表现。”这些具有深意的话将促使我们去回翻该书，去发现字里行间有价值的问题。

 

 

①Cf. A. L.9Rees and F. Borzello edited, The New Art History,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Inc.1988; Hans Belting, Art History after Modern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Jonathan Harris, The New Art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1.

 

②已经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贝尔廷等著《艺术史的终结?》,常宁生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诺克琳等著《失落与寻回: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李建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Arthur O. Lovejo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Philip P. Wiener and A. Noland (eds.) ,Idea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

④Erwin Panofsky, “The History of Art as a Humanistic Discipline”, in 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1982. pp.1��25. 中译文见曹意强、洪再辛编《图像与观念:范景中学术论文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436页。

⑤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Modern System of Art”, in Philip P. Wiener and A. Noland(eds.),Idea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45��206. 邵宏、李本正的中译文见范景中、曹意强主编《美术史与观念史》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522页。
⑥Wladyslaw Tatarkiewicz, A History of Six Ideas, PWN, 1980, p.26.

⑦Cf. Rensselaer W. Lee, Ut pictura poesis : The Hunanistic Theory of Painting, Norton, p.9��15.

⑧Stephen Halliwell, The Aesthetics of Mimesis:Ancient Texts and Modern Problem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

⑨Wladyslaw Tatarkiewicz, History of Aesthetics, Vol.3, Thoemmes Continuum, 2006,p.416.

⑩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2002, pp.57��58.
(11)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1999, p.78.

(12)Cf.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in Visions of Politics, Vol.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2002, p.59.

(13)Cf. René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2, The Romantic Age, Cambridge, 1981, pp.7��10.

(14)保罗·杜罗和迈克尔·格林哈尔希:“西方艺术史学:历史与现状”,见贝尔廷等著《艺术史的终结?》,常宁生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15)ekphrasis一词,有的译为“图说”,参见大卫·卡里尔:《艺术史写作原理》,吴啸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有的译为“仿型”,参见莫瑞·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采用范景中教授音义兼顾的译法—艺格敷词,参见《图像与观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6)Cf. The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4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Vol. 1, p.86. Peter Wagner, Icons�睺exts�睮conotexts, Walter de Gruyter, 1996, pp.9��18.

(17)Cf. George A. Kennedy, 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02.

(18)Quote from Michael Baxandall, Giotto and the Orators, Oxford, 1971. p. 85.

(19)Cf. Ruth Webb, “Ekphrasis ancient and modern: the invention of a genre”, in Word and Image,V15.1(1999). pp.7��18.

(20)Svetlana Leontief Alpers, “Ekphrasis and aesthetic attitudes in Vasari’s Lives”,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Vol.23 (1960), pp.190��215.

(21)David Carrier, “Ekphrasis and Interpretation: Two Models of Art History Writing”,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27 (1987), pp.20��31. also see David Carrier, Principles of Art History Writing,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01��119.

(22)Liz James and Ruth Webb, “‘To Understand Ultimate Things and Enter Secret Places’:Ekphrasis and Art in Byzantium”, in Art History, Vol. 14, No. 1.(1991), pp.1��2.

(23)在文学研究中专门讨论艺格敷词的代表性著作有:James A. W. Heffernan, Museum of Words: The Poetics of Ekphrasis from Homer to Ashbe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Murray Krieger, Ekphrasis: The Illusion of the Natural Sig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Mack Smith, Literary Realism and the Ekphrastic Tradi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Grant F. Scott, The Sculpted Word : Keats, ekphrasis, and the Visual Art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 Andrew Sprague Becker, The Shield of Achilles and the Poetics of Ekphrasi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5.

(24)Cf. Jonathan Harris, The New Art Hist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Routledge, 2001, p.11.

(25)Donald Preziosi, Rethinking Art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责任编辑宋蒙
摘自：《文艺研究》2006年09期　作者：葛加锋